法兰西世界史HISTOIREMONDIALEDELAFRANCE

1998 年 “黑人-白人-北非人”的法国 1998 年7月12日，法国国家队在圣丹尼的体育场赢得了世界杯决赛冠军，法国由此迎来了民族相通和集体欢乐的短暂时刻。这段振奋人心的神话—“黑人-白人-北非人”共同的法国到后来竟被社会分化现象掩埋了。 对于一个尚未从2015 年至2016 年的袭击事件恢复过来的国家而言，1998 年世界杯时用以庆祝蓝军获胜的口号“黑人- 白人- 北非人的法国”（la France black-blanc-beur ），如今似乎显得过时了。仿佛这个庆祝多元文化国家队胜利、庆祝民族团结的时刻只是评论员一时的“创作品”。如今，年轻的“穆斯林”发起了圣战，这些致命袭击事件的阴影始终笼罩着法国，它们敲响了“法国熔炉”的丧钟（努瓦利耶，1988 年）。但我们不能打着当今法国的灯去阅读过去 —法国队取得的这一历史性胜利。相反，我们应该恢复这个“98 时刻”的历史厚度及其伟大；应使它稳固植根于它所属的体育、社会和政治背景中。 我们首先需要回忆的是，1998 年的这支“黑人-白人-北非人”球队在其人员构成方面更多的还是由黑人和白人组成，北非人很少。齐达内是唯一一名代表马格里布后裔的球员。但他是多么了不起的代表！他在对战巴西队的决赛成了英雄（两次头球入门）。“黑人”球员更多，其组成更复杂：大多数球员来自安的列斯群岛（图拉姆、亨利、迪奥梅德），圭亚那（拉玛），新喀里多尼亚（卡伦布），只有一名球员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移民的后裔（来自塞内加尔的维埃拉），德塞利是一个特例，他出生在加纳，后来由一名法国领事在法国收养长大。 队伍中的其他成员都是“白人”，他们主要来自于本土的工人平民家庭，这些家庭稳定地扎根于当地的土地中。 1998 年的蓝军并不属于后面的博斯曼一代，那一代球员的薪资飞涨，因为几大职业俱乐部之间的竞争很激烈。蓝军中的许多球员都不是在足球训练中心的“象牙塔”中长大的，他们的成长并未与社会脱节。有些球员很早就见识过种族主义，承受过家庭的贫困艰苦，他们心中已经产生了社会政治意识，譬如利利安·图拉姆。他在9 岁的时候搬到大城市，在城市里看到了他在瓜德罗普村庄绝不会了解到的种族主义。完成中学毕业会考的他娶了同城的一名安的列斯护士，他很早就对黑人问题产生了兴趣，为悼念加维他还给他的大儿子起名为马科斯 （出自图拉姆，2004 年），热衷于在媒体上谈论政治的他还会穿上废除奴隶制150 周年纪念的T 恤。 简而言之，我们可以从这些球员的成长轨迹中读出整部法国当代史。从社会视角看，1998 年法国队丰富的人员组成代表了法国的平民层：不仅有工人、农民，还有郊区居民和后殖民之子（海外省和非洲移民）。因为足球现在与国歌、民俗、美食一样，属于民族身份一览表的一部分（蒂埃斯，1999 年），所以1998 年的法国队就像一面放大镜，向所有人展示了法国的新面貌。 当时的报刊文章和电视报道证明，蓝军的伟大事迹逐渐演化为国家强大凝聚力的表现。1998 年7 月12 日的胜利使举国欢腾，这样的喜悦自1944 年夏天解放后很少出现过。当晚100 万人欢聚在香榭丽舍大街，大批的人聚集在市中心，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节日的喜悦。不怎么受媒体关注的乡野也不甘示弱。总之，1998 年7月法国迎来了真正的集体欢腾的时刻，不论男女，不论阶级，黑人或是白人，巴黎人或是外乡人，来自法国社会各领域的人们团结起来，都感受到民族大融合的喜悦。社会高层（“资产阶级”）在那一刻仿佛对平民阶级充满了感激之情，感谢他们带来了这场胜利；本土人士也仿佛在那一刻对后殖民移民的后代充满了感激之情，感谢他们回赠了这份礼物。 现在，我们应该记起来，这场法国队的胜利也是郊区的胜利。 齐达内成长于马赛北部街区角落里一个居住区—卡斯特兰。蓝军的胜利必须归功于这位郊区英雄即时的进球（半决赛时多亏了图拉姆，决赛时多亏了齐达内），随着胜利的逐步升级，这片城区的年轻人也开始支持法国队，法国队变成了“他们的”队伍。让我们来看一下某位受访者的证词，她叫蕾拉，1973 年出生于一个阿尔及利亚移民的家庭：“在世界杯期间，我在93 省的城市青年服务处工作，是青年信息办公室（BIJ，全称为le Bureau information jeunesse）的负责人。我们在城市边缘一个穷的出名的街区角落里设有办公处。在青年信息办公室组织者的帮助下，那里的年轻人习惯在街区的中央放上一台电视，从我们的办公室接通电流。年轻人总有办法找到电视机和收看的频道。10 分钟之内就会有50 人下来观看比赛，人们吃着烧烤，似乎在欢庆节日……法国队在比赛中离胜利越近一步，当地的热情就增加一分……我还记得在这个街区里度过的特别美好的夏天……到8 月底要归还设备和租赁的车辆（小巴）时，气氛完全不一样了，因为青年和组织者们没有告诉我们，每天晚上他们都乘着小巴士去庆祝蓝军的胜利，决赛那天，他们全都激动地爬上了小巴士的车顶。保证金拿不回来了……” *后，让我们不要忘记，“98 时刻”也意味着“足球”在法国不再是专属于男性、外省、郊区、平民的乐趣。 曾经，在知识分子圈内或在巴黎晚宴上谈论足球可以算是一种不入流的社交行为。1998 年后这样的情况不复存在，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关注比赛，体验这一曾为男性专属的乐趣。 这些热情洋溢、全民欢庆的时刻总是伴随着图像和符号的产生，随后，这些图像和符号逐渐在集体记忆中留下了印记。我们不禁想到被投放到凯旋门上的齐达内的照片，以及“齐达内教头”这样的口号。“阿尔及利亚移民的儿子让我们赢得了世界杯！”为平权反种族主义长征（Marche pour l’égalitéet contre le racisme，1983 年）爆发15 年后，法国社会中的移民后代竟成了体育和经济竞争中的王牌与财富。“齐祖热”（Zizoumania）在7 月12 日获胜后的一段时间内产生了不少作用。让我们来看看雅克·希拉克对法国所谓的“文化交融”态度的转变（出自加斯托，2008 年）。1991 年，他在一篇臭名昭著的演说中痛斥住在低租金住房中的移民总是发出“闹哄哄的声音和难闻的气味”；1998 年7 月14 日，他又在爱丽舍宫发表声明：“这支既是三色又是多色的球队，给人们留下关于法国的美丽印象，人们从中看到一个充满人文关怀，坚强无比的法国形象。”**次左右共治时期（1986—1988），密特朗领导下的内政部长夏尔·帕卡经历了一个更大的态度转变。1998 年7 月17 日他在《世界报》的访谈中，引用蓝军胜利的例子，提议要对处于非法地位的外国人进行大型的整顿，使其全部正规化：“世界杯向大家证明，这个国家的融合行动已经成功了90%。它也使法国人相信，法国是自主存在的国家。在那些时刻，在法国变得强大时，她就可以慷慨，她必须做出行动。戴高乐可能就会这样做。”1998 年7 月13 日，国民阵线也沉浸在这一标志性胜利带来的喜悦之中，他们热烈祝贺齐达内，在这之后还给他起了新名字——“法属阿尔及利亚的孩子”。 1998 年夏天，社会种族群体之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和解时刻，这样的和解凝结在标语——“黑人-白人-北非人的法国”中。此次事件并非悬挂在社会和政治的真空环境中。一方面，之所以1998 年法国队的胜利可以被解读为法国社会模式的胜利，是因为有关共同生活、共和以及公共空间的政教分离的法国民族创始精神依然长存，并在这支1998 年的队伍中找到一种全新的表现方式。另一方面，1997 年至1998 年经济强劲复苏，失业率——尤其是年轻人的失业率大幅下跌，在这样的背景下，全民族的团结一致才能说得通。 刚刚过去的法国经济“幸福期”，加上蓝军的胜利，瞬时让人们产生了郊区青年将在未来与社会其他成员和谐共处的想法。唉，好景不长。这次事件结束之后社会学的预测都没有实现。新地缘政治形势的冲突（2001 年“9·11”事件，伊拉克战争，中东持续的战火）加上法国社会内部出现的社会分化（2005 年的动乱），以及历届政府颁布公共政策所暴露出的薄弱点，都为埋葬“黑人-白人-北非人的法国”的神话献上了一份力。如今在这个社会分化严重的国家里，取代该神话的是迪斯雷利笔下的“一国两族”（Deuxnations dans la nation）“幽灵”，迪斯雷利曾在描写早期发展曼彻斯特式资本主义的英国时创造出了这样的场景。 斯特凡纳·博（Stéphane Beau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