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传

丘吉尔在军事上的第二次冒险是随同马拉坎德野战军，在靠近印度和阿富汗边境的斯瓦特河谷同起义的帕坦部落民族进行的战役。1897年7月底，他听说叛乱爆发，英国随即为严惩叛乱分子派出3个旅的军力前去镇压，当时这3个旅“正在风和日丽的日子里在古德伍德的草坪上忙碌着”。出征队伍由大名鼎鼎的宾顿·布拉德爵士率领，从1897年祖鲁战争到1907年退休，这位日后官至少将的指挥官参加了所有的战役，而且还活到了97岁，丘吉尔1940年出任首相后5天他才溘然长逝。他总是莽撞地将自己身陷险境，同时又很长寿，这两个方面他同丘吉尔不相上下。不过，他们二人之间更为紧密的联系还在于，大约一年前丘吉尔在一次乡村别墅聚会期间争取到了布拉德一个含糊的承诺，下一次率军出征时他会让这位年轻的骑兵掌旗官随自己一起参加行动。 尽管对方的承诺并不明确，丘吉尔却毫不怯阵。在古德伍德听到叛乱的消息不到48个小时，他就给布拉德发去了电报。对方没有回复他，于是他提前两个星期结束假期，乘上印度邮政火车从查令十字街火车站出发，赶往布林迪西。“我勉强赶上了那趟车，不过上车时我斗志昂扬。” 接下来一个多月里他一直不停地赶路。到达布林迪西和亚丁时他都没有收到布拉德的回信，这令他的斗志有些消沉。红海仍旧“令人窒息”，邮轮上没有可口的饭菜，也没有充足的新鲜空气。不过，到达孟买后他收到了布拉德发来的一封电报，语焉不详地对他鼓励了一番： “很难办；没有职位空缺；以通讯员的身份加入；会试着给你安排一个位置。宾顿·布拉德。” 他重新振作了起来。后来布拉德又用同样的腔调发来一封电报，但是这已经足以让他鼓起勇气，花费36个小时赶往班加罗尔，足以让他说服宽容的上校批准他的此次出行（大概是因为军队希望年轻军官具有战斗精神和参战经验） ， 也足以让他向着北方开始一场更加艰险的旅程，用他的话说陪伴他的就只有“我的贴身男仆和作战装备”。 丘吉尔赶到班加罗尔火车站，买了一张去瑙仕拉的车票，马拉坎德远征军乘坐火车*远也只能到瑙仕拉，这个地名听上去很像是模仿‘无路可去’勉强造出来一个名字。接着： 我好奇地问他瑙仕拉有多远。那位彬彬有礼的印度人（售票员）查了一下列车时刻表，面无表情地说，2028英里……这意味着我将要在*炎热的时候在路上走上5天。我孤身一人，不过随身带了很多书，所以火车上的时间过得不算糟糕。宽敞的印度车厢内饰皮革，窗户被遮得严严实实，烧灼的阳光完全被挡在车窗外，不时转动起来的湿稻草转轮令车厢内相当凉爽，这样的车厢十分适合当地的气候。我在一个加了内衬的移动小房间里度过了整整5天，房间里光线昏暗，借助灯光或是被我小心翼翼放进来的刺眼阳光，大部分时间我都在看书。 不可否认，他想亲眼目睹战斗的愿望十分坚定。 动机是什么？他向大多数同类（名义上的同类）透露过一部分原因。在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周年，也就是大英帝国达到顶峰的这一年，骑兵团里的下级军官大多都英勇无畏，急于参加战斗，赢得奖章和勋扣。然而，没有多少人能像丘吉尔那样努力争取机会，或者几乎马不停蹄地奔波将近5个星期，并且自掏腰包前往战斗的**线。他们缺乏丘吉尔那样的精力，也不像他那么肆无忌惮。一直推动他前行的是名声，当时在他看来获得名声的*佳手段就是自己的文章。冒着相当大的风险写出一些优秀作品令他感到开心，甚至激动。他参加的这场军事行动既危险又残酷。从他这位记者的角度出发，这次的行动可以说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他成为印度的《先锋报》和英国《每日电讯报》的特派记者，不过后者给他的报酬只有每篇专栏文章5英镑（今天的250英镑），数月前他相信自己能拿到15至20英镑的标准。 不过，比这些报道更重要的是他在斯瓦特河谷和周边地区的经历为他带来了自己的**部作品，书名基于事实，而非杜撰的《马拉坎德远征史》。他同布拉德及其部队相处了6个星期左右，在10月中旬（1897）回到班加罗尔。几乎所有人都以为在这种情况下温斯顿·丘吉尔会欣然放松上几个月，给其他军官讲他的冒险经历，一直讲到大家听腻了为止，然后恢复正常的军营生活。结果到了年末，他根据马拉坎德军事行动完成了一部85000字（短篇小说的长度）的书稿，将书稿寄给了母亲。这项成就更加引人注目，因为在秋天他还断断续续地写出了自己的**部虚构文学《萨伏罗拉》 ， 这部和《马拉坎德远征史》篇幅相同的作品是他一生中唯一一部虚构文学。 伦道夫夫人很快就让朗文出版社出版了这部作品，还让具有英国血统的爱尔兰人莫尔顿·弗里温对书稿进行了校对（校对得很不仔细）。弗里温娶了伦道夫夫人的姐姐克莱拉（克拉里塔·杰罗姆），在晚年曾短暂当选过爱尔兰科克郡下院议员。这部作品引起了外界高度的关注，几乎所有的评价都是对书稿表示赞同，只是读者对书中印刷错误和标点符号的奇怪用法感到不满，这些失误也都应当归咎于弗里温。发表在《雅典娜神庙》杂志上的一篇书评称“这部作品的行文风格显示出书是一位数学家写的，标点符号是一位精神失常的审稿人加上的。”作品大获成功令丘吉尔十分欢喜，一开始他几乎完全没有注意到“精神失常的审稿人”造成的失误。在1898年5月给母亲的信中他写道：“等我开始注意到有损于这部作品的可怕错误时，我失望又羞愧地大叫起来。”尽管如此，这部作品为他赚到将近600英镑（今天的30000英镑），这笔收入多少消解了他的愤怒。这本单薄（相对于他后期的宏篇巨著而言，即使那些雄辩的作品有些冗长）的作品是一部引人入胜，文笔生动的报告文学，显示出作者具有强烈的叙述意识，而且结尾一章中的反思丝毫也不幼稚。整部作品是给宾顿·布拉德爵士的献礼。当然，作品之所以能引起如此大的反响，而且赢得了一定的赞誉，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丘吉尔”这个名字本身就具有特殊的意义。温斯顿·丘吉尔甚至收到了通常不太热爱阅读的威尔士亲王的来信，信中满是对他的溢美之词： “我怀着*浓厚的兴趣读了这本书，我觉得总体而言你的描述和语言都十分精彩。现在所有人都在读这本书，我听到的只有对这本书的赞美。”不过，在信的结尾处亲王建议丘吉尔“留在军队里”，不要急于为自己的名字加上“议员”的头衔。 就在撰写《马拉坎德远征史》的同时，丘吉尔还在创作一部小说。结束西北边境出征，返回印度的沉闷旅途中他就动笔了。这部小说也同样证明了，即使在*不利的条件下他也同样活力十足，难以安坐下来。他告诉母亲自己在离开班加罗尔，前往瑙仕拉之前就已经写完了5章。然后书稿就被束之高阁了。不过，刚一完成《马拉坎德远征史》他便又开始了小说的创作，在5月26日（1898）的信中他告诉母亲小说已经写完了。这部作品同样篇幅不长，甚至比《马拉坎德远征史》更短。*初丘吉尔将小说定名为《国家事务》，这个名字完全无法令人联想到“萨伏罗拉”，从构思开始至少有18个月他一直使用这个名字。《萨伏罗拉》本质上是一部人物虚构的写实小说（尽管读者不需要费多少脑力就能猜到在影射现实中的哪些人物），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丘吉尔将背景设置为巴尔干半岛的鲁里坦尼亚王国。女主角露西尔嫁给了独裁统治者莫莱拉，这位国王说不上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恶人，但是脱离现实，很多人都认为女主人公的原型正是伦道夫夫人。约翰·亨利·纽曼a对16世纪的罗马使徒圣斐理伯·内利b做过适度而权威的描述，丘吉尔对露西尔魅力的描写令人不禁想起了纽曼那段令人难忘的叙述，只是对后者做了些许修正而已。在书中丘吉尔写道：“各国的王子都效忠于她，他们不只是将她视作欧洲*可爱的女人，而且还是*了不起的政治人物。她的客厅高朋满座，来人全都是各国*有名的人物。政治家、军人、诗人和学者全都在她的神庙里表达着自己对她的崇拜。” 但是，二者并非完全一致。露谢尔被描述得更像一位优雅的仙子，肯定比伦道夫夫人忠贞纯洁。此外，小说中的爱情情节勉强而刻板，为了萨伏罗拉草率的求爱露西尔便抛弃了莫莱拉，毫无疑问萨伏罗拉象征着丘吉尔自己，如果是在现实中，这种事情就有一些乱伦的成分了。如果像许多人一样将莫莱拉视作伦道夫勋爵，乱伦的色彩就愈加强烈了，整部小说实际上就变成了“哈姆雷特”式的故事。书中一处对莫莱拉的描写正好印证了这种观点： “她的丈夫对她满腹柔情，在那段时间里只要从公务中脱身便随时侍奉在她的身旁。近来，一切都越来越黯淡了……他的脸上浮现出坚硬的线条，公务和焦虑刻下的线条，有时候她会看到他脸上流露出疲惫不堪的神色，是那种埋头苦干，却预见到自己的辛苦只是徒劳一场的人才会有的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