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中国报告文学精选

浦东史诗（节选） 何建明 现在是该请胡炜先生正式“出场”了！ 这位从参加工作就在黄浦区，至今古来稀的年龄依然每天头枕黄浦江而眠、而思的“老黄浦”，从1992年底与赵启正等被“一纸任命”到浦东新区工作起，整整在浦东开发开放岗位上战斗十余年，先后担任管委会副主任和首任浦东新区区长等职。在我来到浦东采访的日子里，无论是在高楼林立的陆家嘴金融区，还是在汽笛长鸣的洋山港，或在金桥高新区的居民住宅地、外高桥的外商写字楼里，你只要一说起“浦东当年事”，人们十有八九都会念叨起那个帮助他们办这事、做那事的“胡主任”“胡区长”…… 如今天的“上海中心”“金茂大厦”“环球金融中心”等标志性建筑一样，优秀的浦东干部和为人民与历史做出过贡献的领导者、管理者，他们在人民和百姓以及外商心目中，其实也是一座座屹立在浦东大地上的那永不消失的丰碑。 胡炜是其中的丰碑人物之一，他当之无愧。 作为才思拔萃、正大气象的一代书法大师胡问遂的儿子，胡炜有句口语：“父亲的家教一直影响着我们的成长与人生。”另一位国学大师文怀沙先生这样评价胡炜的父亲，说胡问遂的书法与做人皆是“率真”，贵在“实实在在，敦敦厚厚”。在与我接触的胡炜先生身上，清清爽爽地能够体味到其父的这些人格品质的遗风。 “从那天黄菊同志找我谈话，说你去浦东新区工作、希望你胡炜根扎在那片土地之后，我就没有想过这一生要离开这块土地。到浦东新区管委任职，到出任浦东**任区长，整整10年。那10年里，我上班是为浦东开发做事，出差、出国是为浦东开放谋事；后来到了市人大工作，我仍然没有放下浦东的事，一直到了现在从岗位上退下后，我还是放不下浦东的事，每天还要听一听黄浦江的浪涛声，还要看一看浦东那些已经盖好的楼、已经通了车的路，以及那些还在盖的楼和正在修的路……对这里的每一物、每一人好像都充满了感情，像看着自己一天天长大的儿女一样，舍不得啊！” 胡炜的这份“舍不得”令人感动。**次采访我就注意到，退出领导岗位后的他，仍然在距南浦大桥不远处留有一间小办公室，用于他撰写“浦东往事”和接待前来参观学习浦东经验的各地客人。从那房间的唯一窗口，可以远远地观望到陆家嘴那片*繁华的楼宇和横卧畅流的黄浦江…… “可以说，那里的每一个项目，我都参与过它的规划与建设过程，所以往那边看一眼，心里就会蛮舒服；再多看几遍，有时也会有些遗憾。这个遗憾主要是感慨：当时如果不是太赶时间、自己的工作再细一点、眼光再高远一点，可能浦东还会比现在更美些……”胡炜像在自言自语，“城市建设其实与电影艺术一样，可能永远是门遗憾的艺术。但即便如此，好的艺术，它一旦‘公演’，总是给人以强大的震撼力、感染力，我们的浦东就是这样。它每天吸引着无数上海本市市民和来自全国各地、世界各国游览参观的人，其实它也还吸引着我们这些曾经的创业者，它总让我们时常心潮澎湃、热血沸腾，还会有一些沉思……” 胡炜不可能不心潮澎湃、不热血沸腾和不沉思。像他这样一生伴着黄浦江、近30年在黄浦区和浦东新区担任领导工作的人，即便在上海也不是太多。作为大上海的“心脏”地带，黄浦区和现在的浦东新区，一直是上海*敏感的地方，它的一丝“风吹草动”，总会引起巨大的反响，甚至让世界瞩目。也正是因为这种巨大的“敏感效应”，有人在这里当官用不了多久，可能乘了“直升机”飞黄腾达了；有人或许因为没有把握好自己而折戟沉沙……三十余年伴随“黄浦江”的胡炜既没有飞黄腾达，也没有折戟沉沙，而是稳稳当当地走过了他辉煌而平静的大半生，除了他自己说的是受书法大家父亲的家教以外，更多的是他一以贯之的说真话、干实事、不卑不亢、刚直不阿的人格品质。 我发现，现今的浦东人，尤其是在这块土地上成长和繁荣起来的中外商家对“胡主任”“胡区长”格外感情深厚。领导干部能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是因为我同他们‘交手’的时间*长、遇到的事情也是*多的一个。”胡炜解释。 我注意到，胡炜没有用“交往”二字，而是用了“交手”一词。“交手”，那就是，有友谊，也有“斗争”或争执。 “我清楚地记得，朱镕基同志多次跟我们管委会这一层干部说过，浦东开发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困难和问题，你们要戴着钢盔顶下去。其实，我们后来也一直是这样做的。”胡炜说，“我理解他这句话的意思：戴着钢盔，既是对自己安全的保护，也是对对方的另一种保护。浦东开发开放，既是我们上海的事，也是投资人的事。双方合作共赢，就是双方交手的过程和目的。” “似乎还可以用另一句话来表达：浦东开发开放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各种利益与权益的博弈、互让、共赢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交手的过程。交手，既有互通互利，又有斗争、相让，其*终结果，是共赢、共荣，这是浦东开发开放*成功的经验，用启正的语言方式来表达，就是浦东成功经验中的*浪漫部分。”我附和胡炜先生的话，说道。 “是，是这样。”胡炜边笑边连连点头，“你要听这方面的‘故事’，可以讲三天三夜。” “尽管道来，全国人民爱听这！”于是，我们因此在浦东的大街小巷、江滩楼阁，畅谈那些令胡炜难忘的“浪漫往事”—— 在江边的宽阔绿荫带上，转身仰望“震旦”大厦和花旗银行等一片光芒四射的楼宇，胡炜道：“原本这一片的楼宇天际线没有那么高，后来是因为‘花旗银行’提出他们要将‘亚洲总部’搬到浦东来，于是一个‘激情动议’，让周边的这片楼都一起‘长’高了一截……” 曾经，花旗银行之前的那座大厦的投资商资金短缺。楼盘易主后，花旗银行的中国总部负责人提出：“如此美丽的江边楼宇，能‘长’高一点多好啊！” 胡炜愁眉道：“这里的天际线是已经规划好的，改变规划恐怕有些难。” “若是这样，我们的‘亚洲中心’就不一定搬到浦东来了。”花旗银行说。 “匡迪市长，你看这事怎么办？”胡炜当即向徐匡迪市长请求。 市长思忖片刻，盯着胡炜：“你的意见呢？” 胡炜说：“如果能把他们的‘亚洲中心’搬到浦东，那么他们的楼房往上‘长’20米应该可以考虑。” “如果是这样，那就请有关方面论证一下，再认真走一下必要的程序。”精通经济学的徐匡迪市长大脑一开，当即决断。 胡炜兴冲冲地告知花旗银行的“中国中心”人士。对方应诺：“不日，我们花旗总行的董事长过来，与你们的市长敲定‘亚洲总部’迁移浦东事宜。” 胡炜道：“欣然期待。” 几日过去。花旗银行董事长飞抵上海，但所乘的航班比原计划晚点几小时。于是董事长一行下飞机后，直奔市政府，徐匡迪市长、胡炜等按原来约定的时间早已在那里等候。 一切都是事先预设好的。花旗银行董事长落座后，徐匡迪市长满脸期待地等着对方说出将银行的“亚洲总部”搬到浦东的提议，因为作为市长的他要随即表态“同意升高”楼宇天际线。 但银行董事长只管自己漫无边际地高谈阔论，并不提“亚洲中心”搬迁一事。 胡炜说：“我们在旁边急得不行。后来匡迪市长实在憋不住了，便说我们已经同意你们的楼座往上‘升’一点，这样也有利于你们‘亚洲中心’更好地在浦东，乃至中国展示良好的形象。” “嗯？”董事长听后一脸茫然。 会谈就这样结束了。胡炜和陪同董事长的花旗银行方面的随员大汗淋漓…… 胡炜追问花旗银行“中国中心”的职员：“这是怎么回事？” 对方赶忙致歉：“实在抱歉，因为飞机晚点，我们就没有时间向董事长报告相关事宜。现在我们同董事长报告了，他完全同意把我们的‘亚洲中心’迁移到浦东来。” “报告市长，他们的董事长完全同意把花旗银行的‘亚洲中心’搬到浦东来。” “好，这就好！”市长说。 “花旗银行”获得“合理”的升高，“震旦”“正大广场”“香格里拉”等跟着享有“同等待遇”。 但依然有“主”得寸进尺。某日，某跨国公司老总借见市长机会，又提出想增高楼宇。 胡炜一听，脑门子上的热血“噌”地升高了，他拉住这位老总，严厉道：“已经说好的事，不能这样反复无常。阁下作为跨国公司的董事长，不能言而无信嘛！” 那老总顿时面红耳赤：“抱歉抱歉。保证以后再不提了！” 在浦东本地，胡炜是新区的“主任”“区长”，行政一把手。在走出国门之后，他是上海“浦东事务”的“全权代表”。而这，我们更能深切体会和感受浦东开发开放过程的辛酸苦辣与浪漫豪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