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机制研究

　　《新时代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机制研究》：　　二 乡村关系之改变　　这里所指的乡村关系，包括乡村外部的农民与国家、政府、市场的关系，以及乡村内部的农民与村庄、家庭、农民的关系。这些主体之间的关系都在发生剧烈变化，外部关系对立化与内部关系的离散化并存，冲击着乡村的基本秩序，并挑战整个社会的团结力和凝聚力。　　1.乡村与外部力量的对立化　　传统中国皇权虽然至高无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是皇权不下县，“国家”的概念在乡村中的影响不大，皇权在基层是一种象征性的存在，农民的家庭与家族感则更为强烈，费孝通认为农民“为自己可以牺牲家，为家可以牺牲族……这是一个事实上的公式”①。传统情况下个人依附于家庭、家族，距离皇权、“国家”非常遥远，国家利益与自己基本不相关。中国步人现代国家建设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以土改为核心的革命把农民拉入了现代体制中，从祖荫下得到解放，成为国家的主人翁，赋予更多的个体权利，开始直接与国家对接。人民公社体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村民自治、税费改革等都是农民权利彰显的体现。然而农民权利的不断释放，却没有得到相应的规范和机制的引导，出现农民认同国家的变革，却又不断地挑战国家的权威的现象。国家改革的实质是希望通过消解侵蚀农民利益的问题，给予农民更大的发展空间，农民实质认同国家的变革，却相反没有国家感，因为他们仍然是远离国家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中的“民族一国家”观仍未塑造完成，农民有家而无国的意识仍然存在，因为眼前利益仍然超出遥远的预想，实体的乡村与虚拟的国家是当下的现实。　　在农村社会国家往往以某一层级的政权机构出场，例如政府、法院、局委等等，或者以强制性的政策来展示，例如文件、规划、意见等等，因此农民心目中政府的形象更为深刻，也有层级划分，中央、省市、基层等三级，传统社会的中央政府在农民心中是正义的代表，是遥远的青天，遥不可及，却值得信赖。省市政府是中央政策的传达者，基层政府是执行者。基层政府与农民走的*近，也是政策的直接执行和贯彻者，因为与农民的利益关系*为紧密，也*容易与农民产生利益纠纷。取消农业税后，乡村干部没有资源治理村庄，也失去了应有的责任感，村庄事务基本事不关己，村民与村干部成为陌生人。而在城市化快速推进过程中，因为拆迁、征地、补偿等问题带来的矛盾增多，原有的家庭与村庄内部纠纷转为村庄、农民与基层政府间的公共性矛盾，农民不断地越级上访，寻求解决之道。缺乏义务和责任的“钉子户”涌现，尤其是村庄中的贫弱阶层、大社员成为不稳定因素，大量的上访事件涌现在乡村社会中。但是大量的上访却又被要求在所在地解决。农民的斗争屡次被压制，在丧失信心的同时，也对省市乃至中央政府的信任感降低，农民与国家的关系在直接对接的同时，却与政府的关系渐行渐远。　　政府作为政策的执行者要承担起化解“三农”问题、实现农业发展与农民富裕的责任。而政府本身的能量非常有限，需要借助市场的巨大力量，引导市场资源来支持乡村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的支持下，市场向乡村社会的渗透能力逐渐增强。分田到户后农民成为农业生产的主体，也是农业生产要素和财产的主体，他们直接与市场对接，以个体身份参与市场交换和市场竞争。粮食、蔬菜、家禽等在满足基本需要的前提下，都会拿到市场上交易。大量的年轻劳动力也到城市务工，参与到市场竞争中，农民的工资性收入迅速增加，甚至成为一些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与此同时，市场也主动进入到乡村社会中，通过建立企业、开发地产、发展旅游业、成立合作社等方式，推动农业生产的商品化，挤占农村的资源，对于去组织化的农民来说，根本无力与强大的资本竞争，以至于大量资源和效益被带走，弱势、分散的农民心中充满不满、抱怨，却很难在市场竞争中有话语权，农民与市场的关系变得日益复杂和纠葛，但无论如何农民已经开始融入到市场体系中，不断与市场博弈、抗争与妥协，力图借助市场的力量来改变自身的命运，然而个体的力量终究是那么薄弱，螳臂当车。可以说农民命运又处在一个新的分界点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