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生活:美国职业女性生活状况研究

　　《创造生活：美国职业女性生活状况研究》：　　我在前言中提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担任了经济政策参议会（ EPC）的执行主管，那是一家位于曼哈顿的智库，为当时重大政策问题撰写报告。这个职务很棒，但带来的压力也极大。而且，几年后我又开发了新的项目，拓展了资金规模，压力就更大了。到了1986年，我想明白了，这份工作光鲜高调，而我的孩子当时还小，我越来越无法兼顾。于是，我辞职了。在40岁生日的前一个礼拜，我就这么走过去告诉老板，我感觉自己受不了，需要回家照顾孩子。当时，我只想着好的方面。毕竟，我对生活充满了感激。我有三个漂亮的孩子，有亲爱的丈夫，他支撑起了我们五口之家。我还有机会在家工作——在上一《创造生活：美国职业女性生活状况研究》成功的基础上，我可以成为一名自由作家。　　按想象中的那样，我既高兴又起劲地转型成了一名居家妈妈——陪陪孩子，干干家务。但这时，我发现自己需要克服心中的失落感和挫败感，这是第二次我不得不离开事业了。我已经39岁，无法再假装还能东山再起，我已经大不如前。我曾经热爱高校教学工作，也很喜欢分析政策，原因不是我很在意钱或地位（本来也没多少），而是我对自己的工作总是全力以赴。不管是当一名教师还是做政策分析师，我都将热情倾注在经济政策制定这个领域，并且牢守着社会正义和平等机会等价值理念。因此，就这样撒手离开让我极其痛苦。事业渐入佳境之时，却要将薪水、同事、关系全部丢开；更重要的是，我觉得我放弃了此生能够有所作为的小小机会。　　但我明白必须要做什么。我的孩子们需要我，尤其是3岁的亚当。所以，我回到家，重整旗鼓，开始了新的人生，成为事必躬亲的妈妈，同时还要兼职工作。我用闲散时间工作，很少出差，把大量的时间留给孩子们。像莉萨·波尔斯基一样，我很清楚我的人生选择。即便如此，这些牺牲还是那么真实，那么痛。　　现代社会的工作提出了过多的需求和限制，让人疲于奔命，于是就出现了这两个现象：如此多的高成就女性没有孩子；同样，高潜能女性一旦有了孩子，就被迫离开了职场。有些人就此离开，剩下的人好似螃蟹一般，侧身忍让，如履薄冰，不停更改工作形式，以求能照看孩子。　　我们从20多岁的年轻女性讲起。过来人对后辈的忠告说得很明白：尽量推迟生育。用“催化剂”组织的创始人费利斯·施瓦茨的话说，你会得到“工作上的巨大回报”。2根据《工作女性》杂志和《工作妈妈》杂志的前任主编莉萨·贝嫩森的说法，“显而易见，年轻女性要明白，在20多岁的时候要全力以赴干事业。要想成功，就要在至少十年内全身投人工作”。　　悲哀的是，专家的这条建议极其合理，生孩子的确会让事业脱离轨道，毁之一炬。如果年轻女性想事业起飞顺利的话，就要避免生孩子。两个因素共同导致了这一点。事业成功的要求是十分苛刻的，尤其是在初期阶段。严格的职业培训、每周50-70小时的工作时间、出差以及高压的工作环境，这些都会让上进的年轻女性不堪重负。如果再要孩子的话，孤立无援会让她们的生活变成一团乱麻。至少在美国，政府和企业对在职妈妈向来是袖手旁观，带薪产假、工作保障、弹性工时制、优质幼托服务等福利基本上都不存在。这样一来，女性一旦生了孩子，在就业市场上的行情就会一路下跌。*近的两项研究用特定术语列出了生儿育女所带来的经济损失。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简·沃德弗格发现，即便婚姻状况、经验和教育程度等变量不变，生育后的女性还是比其他女性的收入少。事实上，她发现生一个孩子的工资“罚金”是收入的6%，生两个是13%。在另一项研究中，经济学家米歇尔·布迪格和保拉·英格兰发现，妈妈们每生一个孩子，损失的收入是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