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译文莎士比亚的妹妹:伍尔芙随笔集

　　莎士比亚的妹妹　　黄昏时分，不能带回去某种重要的声明、某种可靠的事实，这是很令人失望的。 女人要比男人穷，那是因为这个原因或是那个原因。或许现在*好是放弃寻找真理，停止接受那像雪崩一样落在头上的一大堆意见，它们像火山熔岩一样的灼热，像洗碗水一样的污浊。*好还是把窗帘拉下来；把使人心烦意乱的事情都关在外面；把灯点上；缩小探询的范围，去请教历史学家，而历史学家是不记录意见，只记载事实的，请他们来描述一下女人的生活状况如何吧；倒也用不着纵谈历朝历代，只需谈谈英国，比如说伊丽莎白女王时代就行。　　为什么在那非同寻常的文学中，任何妇女也没有写过片言只语，而所有其他男人却似乎都能写出歌曲或者十四行诗？这实在是一个长期无法解释的难题。我问自己，女人当时是在怎样的情况下生活的呢？因为小说是一种富于想象力的工作，它并不像一个石子一样能从上面掉落到地上，而科学或许可能这样。小说就像一张蜘蛛的网，四个角总是附着于人生之上，虽然也许是很轻地附着着。这种附着常常是几乎看不出来的；譬如莎士比亚的剧作，看起来就好像完全靠自身独自挂在那儿。不过当那张网拉得歪扭了，边上被钩住了，中间被撕破了，我们就会想起这些网并不是由无实体的动物在半空中编织而成的，而是一些受苦受难的人的劳作，并且是附着于十足物质性的东西之上的，例如健康、金钱和我们住的房子。　　因此，我走到了放历史著作的书架前面，把*近出版的一本取了下来，那是特里威廉教授写的《英国史》。我又查找出“妇女”这一条，找到“妇女的地位”，然后翻到所指明的那若干页。我读起来：“殴打妻子是大家公认的男人的权利，而且不论社会地位是高还是低，都一律如此而不以为耻……”这位历史学家又接着写道：“同样，假如女儿拒绝和父母选定的男人结婚，就应当被关起来、挨打和在屋子里被推来搡去，这样做公众舆论是不会震惊的。婚姻并不是纯属个人感情的事情，而是满足家庭贪婪的机会，特别是在所谓‘骑士阶层’的上流社会里……常常在当事者的一方或者双方都还在摇篮里的时候就已经订婚了，而在几乎还没能脱离保姆管教的年龄就结婚了。”那大约是在1470年，离乔叟在世之时还不久。书中再次提到妇女地位的时候，差不多又过了两百年，是在斯图亚特王朝的时候了。“上等和中等社会里的妇女自己选择丈夫仍是例外，而且只要丈夫一经指定，他就是君主和家长，至少法律和习俗是这样认定他的。不过尽管如此，”特里威廉教授总结道，“不论是莎士比亚所写的妇女，还是那些翔实可靠的17世纪的《回忆录》，如维尔尼和哈钦生的《回忆录》里写到的妇女，倒也都似乎不缺少人格和个性。”当然啦，只要我们想一想就知道，克丽奥佩特拉做事总是随心所欲；我们会承认，麦克白夫人拥有她自己的意志；我们还可以下结论说，洛萨琳是一个迷人的姑娘。当特里威廉教授说莎士比亚剧中的妇女似乎不缺少人格和个性的时候，他说的倒确确实实是真话。假如你不是历史学家，你还满可以再进一步说，在有史以来的所有诗人的所有著作里，妇女都像灯塔的烽火一样熊熊燃烧着——在剧作家笔下，有克莱泰姆特拉、安提戈涅、克丽奥佩特拉、麦克白夫人、费德尔、克瑞西达、洛萨琳、苔斯特蒙娜[9]、莫尔菲公爵夫人；在散文作家笔下，有米拉门特、克莱丽莎、培基·夏泼、安娜·卡列尼娜、爱玛·包法利、盖尔芒特夫人——这许许多多人名一下子涌进脑海中，它们让人想起的绝不是“缺乏人格和个性”的女人。说真的，假如女人只活在男人们写的虚构作品里，此外就根本不存在的话，那倒可以想象她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她变化多端，既勇敢又卑劣，既高尚又下贱，既美丽无比又丑恶至极；她和男人一样伟大，甚至有人认为她比男人还要伟大呢。不过这只是虚构作品中的女人。实际上，正如特里威廉教授所指出的，她被关起来，被殴打，被人在屋子里推来搡去。　　于是，一个非常奇怪而复杂的人就产生了。在想象中，她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实际上她却完全无足轻重。她在诗歌里从头到尾无处不在；可她在历史里却压根儿不露面。她在小说里统治着帝王和征服者的生命，而实际上她却是任何一个男孩子的奴隶，只要那个男孩子的父母强迫她在手指上戴一个戒指。在文学中，她的嘴里倾吐出某些*富灵感的言辞，某些*深刻的思想，而在实际生活中她却几乎不会阅读，不会拼写，而且是属于她丈夫的财产。　　一个人如果先读历史学家的书，再读诗人的作品，那么女人在他眼里一定是个奇异的怪物—— 一只蠕虫，却长着鹰那样的翅膀；生命与美之精灵，却在厨房里切着牛油。不过这样的怪物无论想象起来多么有趣，事实上却根本不存在。你要想让她活起来，必须在同一时刻既充满诗意地去想，又平凡无奇地去想，这样就能一方面不脱离事实——她是马丁太太，三十六岁，穿着蓝衣服，戴着黑帽子，脚下是一双棕黄色的鞋；另一方面又不会看不到虚构——她是一件容器，各种精神和力量在里面永恒地循环运行、闪耀光芒。然而，我们刚要尝试着运用这种方法去想象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妇女，却发现有一方面晦暗不明；我们因为事实的缺乏而受到了阻碍。我们不知道任何事情的详情细节，不知道关于她的任何绝对真实和实在的事情。历史几乎是提也不提到她的。于是我又去读特里威廉教授的书，去看他所谓的历史到底是什么。我看了看他每章的题目，便发现了他所谓的历史就是——　　“采邑法庭和公共田地耕种法……西斯特西安修士和羊之放牧……十字军……大学……下议院……百年战争……蔷薇战争……文艺复兴学者……修道院的解体……平均地权和宗教之争……英国海军力量的起源……西班牙无敌舰队……”等。偶尔会提到个别的女人，伊丽莎白女王，或者玛丽女王；总之不是一个女王，就是一个贵妇人。那些除了头脑与个性便一无所有的中等社会的妇女，是绝对不可能参加那些伟大活动的，而那些活动聚集起来就构成了历史学家对过去的看法。在任何记载趣闻轶事的集子里我们也找不到她。奥布里几乎没有提到过她。她从来不写自传，也不记日记；只有她的几封信还留存下来。她也没有留下任何剧本或是诗集，可供我们借以评判她。我想，我们需要一大批材料——为什么纽南姆或者格登某个出众的女学生没能提供给我们这些材料呢？她在什么年纪结的婚？通常说来她有几个孩子？她的房子什么样子？她有没有属于自己的一间屋子？她要做饭吗？她可能有一个用人吗？所有这些事实或许就记在教区记录册或是账本的某个地方吧；伊丽莎白时代的一个普通女人的生平一定分散在某些地方，有没有人能搜集起来，写成一本书呢？我一面在书架上四处浏览，寻找着那里面所没有的书籍，一面想：尽管我认为历史看起来常常有点奇怪，显得不真实，观点片面，但要建议那些著名大学里的学生们把历史重写一遍，我却不敢有那种野心；不过，他们为什么不给历史增添一点补遗呢？当然，只要给它起一个不惹人注意的书名，这样妇女不就可以在那里面出头露面，而又不至于有违礼法了吗？因为，在伟大人物的传记里我们常常会瞥见她们一眼，可又一掠而过，隐入暗影之中去了；我有时候想，她们是在掩藏一道眼色，一阵笑声，或许是一滴泪珠。无论如何，我们已经有够多的简·奥斯丁的传记了；似乎也不需要再考虑乔安娜·贝丽的悲剧对埃德加·爱伦·坡的诗产生过什么影响。要说我自己，玛丽·拉塞尔·米特福德的旧居和她常去之地即使关闭至少一个世纪不向公众开放，我也毫不在意。可是，我一面扫视着书架一面继续想，对于18世纪以前的妇女我们却一无所知，我觉得这倒是很可悲的。我脑子里没有一个典型事例可供这样或那样地反复思考。我在这儿问，伊丽莎白时代的女人为什么不写诗，可是我并不清楚她们受的是怎样的教育；是不是有人教她们写字；她们是否有自己的起居室；多少女人在二十一岁以前就有了孩子；总而言之，从早上8点到晚上8点她们到底做些什么事。她们显然没有钱；据特里威廉教授的说法，不管她们情愿还是不情愿，还不等走出育婴室，极有可能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就得结婚。我可以断定，仅只根据这一点来看，假使她们中间有一个人突然写出了莎士比亚的戏剧，那简直是咄咄怪事，而且我不由得想起了那位老先生，现在已经作古，但活着的时候身为主教，他就宣布过任何女人，不论是过去的、现在的或是将来的，绝不可能有莎士比亚那样的天才。他在报纸上发表过这个观点。他还告诉过一位向他求教的女士说：猫实际上是进不了天堂的，接着又补充说尽管它们也有灵魂之类的东西。这样的老先生们常常替人免去了多少思考之烦啊！只要他们一走近，愚昧的边缘就会退缩多少啊！猫不能进天堂。女人不能写莎士比亚的戏剧。　　尽管如此，当我望着书架上的《莎士比亚全集》时，我还是不得不承认那位主教至少在这一点上是对的：在莎士比亚的时代，女人是完全彻底地不可能写出莎士比亚戏剧的。既然事实是那么难以找到，那就让我们进行想象，假如莎士比亚有一个禀赋超群的妹妹，权且叫她朱迪思吧，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莎士比亚本人很可能是进过文法学校的——他的母亲继承了一笔遗产，他在那儿大概学了拉丁文——奥维德、维吉尔、贺拉斯[1]——还有文法和逻辑的基础课程。众所周知，他是一个野孩子，偷捕兔子，或许还射杀过一只鹿，没到该结婚的时候就和相邻的一个女孩子结了婚，而她则在比应当生小孩的时间还早时就给他生了一个孩子。这件越轨行为逼得他跑到伦敦去自谋生计。他似乎有点儿爱好戏剧，于是他就在戏院门口给人牵马。很快，他就在戏院里谋得了一份工作，成了一个很走红的戏子，而生活在伦敦这个世界中心里，什么人他都见得到，什么人他都能认识，他在舞台上操练他的技艺，在街头训练他的才智，甚至得以出入女王的宫廷。与此同时，让我们设想一下他那禀赋超群的妹妹吧，她一定留在家里。她和他一样富于冒险精神，和他一样充满想象力，也和他一样渴望着看看外边的世界。可是父母不让她上学。她没有机会学文法和逻辑，更不用说读贺拉斯和维吉尔了。她不时拿起一本书来，或许是她哥哥的，读上几页。可是接着她的父母亲就进来了，要她去补袜子或者照看炉子上的炖肉，不要用书啊纸啊来瞎混时光。他们说话的语气一定是既严厉又和蔼的，因为他们是家道殷实的人，知道女人的生活状况应该怎么样，而且他们也爱自己的女儿——确实，她可以说是她父亲的心肝宝贝呢。也许她曾经在存放苹果的阁楼里偷偷涂抹过几页诗文，不过她一定小心翼翼地藏起来或者烧掉了。可是不久，在她还不到二十岁的时候，就被许配给了一个相邻的羊毛商的儿子。她哭闹着说她讨厌结婚，为这个她被父亲狠狠打了一顿。接着他又不再责骂她了。他反过来哀求她不要伤他的心，不要在她婚姻的事上让他丢脸。他说，他会给她一串珠子或者一条漂亮的衬裙；他说话的时候眼中还含着泪花。她怎么忍心违逆他呢？她怎么能伤他的心呢？可是她那天赋的力量驱使她真的这样做了。她把自己的衣物捆成一个小包袱，在一个夏天的夜晚，用绳子由楼上缒下来，直奔伦敦而去。她还不到十七岁。在树篱里歌唱的小鸟未必比她唱得更动听。她对于语言的音律具有*敏捷的想象力，这禀赋和她的哥哥是一样的。她也和他一样，对戏剧很有兴趣。她来到戏院门前；她说她想演戏。男人们当面嘲笑她。那位戏院经理—— 一个肥胖的、油嘴滑舌的家伙——哈哈大笑起来。他大声嚷嚷，说了些什么鬈毛狗跳舞和女人演戏之类的话。他说，女人绝不可能做演员。他暗示道——你们能够想象到他暗示些什么。她在技艺上得不到任何训练。她难道能在酒馆里吃饭或者半夜在街头游荡吗？然而，她的天才倾向于虚构文学，而且渴望着尽情吸取男男女女的生活中的素材，研究他们的生活习惯。*后——因为她非常年轻，面容又十分像她的哥哥诗人莎士比亚，长着同样的灰色眼睛和圆润的眉毛——尼克·格林，演员经纪人，终于对她产生了同情；她发现自己怀上那位先生的孩子了，因此——谁能衡量出一颗诗人的心，当它被囚禁在一个女人身体里而错综纠结的时候，会变得怎样的激烈和狂暴？——她在一个冬夜里自杀了，被埋在一个十字路口，就是而今“大象与城堡”酒店外面公共汽车靠站的地方。　　我想，假如莎士比亚时代的一个女人具有莎士比亚那样的天才，故事或多或少就会像这样发展下去。不过若就我个人而言，我倒是很同意那位死去的主教——倘若他真是主教——也就是说，莎士比亚时代的任何女人具有莎士比亚的天才，那简直不可想象。因为像莎士比亚那样的天才不会产生于辛苦劳作的、没有受过教育的奴仆阶级。他不会产生于不列颠人和撒克逊人的英国。他今天也不会产生在工人阶级中。那么，他又怎么会产生在那些女人当中呢？根据特里威廉教授所说，她们几乎在尚未走出育婴室就开始劳动，被父母强迫干活，被法律和习俗的全部力量牢牢拴在工作之上。然而，在妇女当中肯定存在过这一类的天才，正像在工人阶级当中也肯定存在过一样。不时地会有一个艾米莉·勃朗特或者一个罗伯特·彭斯展露光芒，证明这种天才确实存在。不过他却从来不曾被写进书里。可是，当我们在书中读到有一个女巫被人按进水里淹死，一个女人被魔鬼附了体，或是一个聪明的女人在卖草药，甚至于一位声名卓著的人有个母亲，这时我就不免想到，我们正在追踪着一个遭到埋没的小说家，一个郁郁不得志的诗人，一个缄默无声、湮没无闻的简·奥斯丁，或是一个艾米莉·勃朗特，在荒野上碰石而死，或者备受她天才的折磨以致疯狂，神情怪异地在大路上徘徊。说老实话，我愿意冒险猜测那个写了那么多诗篇而不署名的无名氏通常是一个女人。我想，爱德华·菲兹杰拉德曾经说过，正是女人创作了那些谣曲和民歌，低声哼唱着为她的孩子们催眠，在纺线时唱来抚慰寂寞，或者用以消磨那漫长的冬夜。　　这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谁能说得清？不过回头再看看我所编造的莎士比亚妹妹的故事，有一点倒是真实的，至少我觉得是真实的，那就是在16世纪任何一个具有伟大天赋的女人，肯定会发疯、自杀，或者在村落外一所孤零零的小屋里终老一生，半像巫婆，半像魔女，被人害怕，遭人讥笑。因为用不着掌握什么心理学的技能就可以断定，一个天赋很高的女孩子倘若试图把她的禀赋运用于写诗，一定会饱受阻碍挫折，并被她自己内心相互矛盾的本能折磨和撕裂，从而确切无疑地将丧失她身体的健康和神智的健全。绝没有一个女孩子能走到伦敦去，站到戏院门前，想方设法来到演员经纪人的面前，而又能够免使自己遭受强暴和承受痛苦；这种顾虑也许并不合理——因为贞操或许只是某些社会制度为了不知什么理由而发明出来的一种物神崇拜——然而它又是不可避免的。贞操，在那个时候，甚至现在，在一个女人的一生中具有一种宗教式的重要意义，而且它被神经和本能这样紧紧地包裹住，想要把它切割开来并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真需要有非凡绝伦的勇气。要在16世纪的伦敦过一种自由的生活，对于一个做诗人或者戏剧家的女人来说意味着一种精神重压和艰难处境，这很可能致她于死。就算她能死里逃生，不论她写出什么作品来，因为它们产生于一种紧张的、病态的想象力，都会是扭曲和畸形的。而且，我一面望着那个没有一本女人所写的剧本的书架，一面想，她的作品毫无疑问是没有署名的。她肯定要寻找这种掩饰方法。正是贞操观念的遗毒命令女人写作要隐名匿姓，甚至晚到19世纪也还是如此。柯勒·贝尔、乔治·艾略特、乔治·桑，全是自己内心冲突的牺牲品，这可以由她们的作品来证明，她们都试图用男人的名字来遮盖住自己，却并不奏效。她们这样做算是对习俗表示了敬意，而习俗即使不是男性培植出来的，也是他们大力助长起来的（伯里克利斯[4]就说过，一个女人的*高荣誉就是不被人谈论，而他自己却是一个受人谈论极多的男人），他们认为女人出名是可憎恶的。她们的血液里流淌着匿名的意念。隐没自己的愿望仍然在控制着她们。　　* * * * * *　　我在这篇文章中曾告诉你们，莎士比亚有一个妹妹；可是不要到西德尼·李爵士[1]写的莎士比亚传记里去找她。她在年轻时候就死了，唉，她没有写过一个字。她被埋葬在现在停公共汽车的地方，正对着“大象与城堡”酒店。现在我深信一点：这个从来没有写过一个字并被埋在十字路口的诗人还活着。她活在你们身上，活在我身上，还活在今晚不在场的许许多多别的女人身上，她们因为要洗盘子和送孩子们脱衣上床而不能来。但是她还活着；因为大诗人是不会死的；她们一直活下去；她们所需要的只是能有一个机会，可以有血有肉地来到我们中间。我想，这个机会现在你们就有力量给她。因为我深信，假如我们再活上一百年左右——我说的是我们共同的生命、亦即真实的生命，而不是我们作为个人所经历的渺小的个别的生命——每人每年有五百镑，有我们自己的房间；假如我们有自由的习惯，有勇气真正写出我们的所思所想；假如我们稍稍从公共起居室逃出来，去观察人类，不要总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要看人与现实的关系；还要看天空、看树木，或是看任何东西的本身；假如我们看过弥尔顿[2]的鬼怪，因为每个人都不应该对此视而不见；假如我们敢于面对这个事实，因为它是一个事实，即没有人伸手来救援我们，我们只能独自前进，我们是和这个现实世界之间有关系，而不仅仅是对男人们和女人们的世界有关系；那么，那个机会就会到来了，那个死去了的诗人，莎士比亚的妹妹，就会重新活在她已经弃置很久了的肉体里。她将像她的哥哥那样，从她那默默无闻的先驱者的生命里吸取活力，她又会重新诞生。至于说她的到来是否能够不需要那种准备、不需要我们的那种努力、不需要确证当她复活之后就能够活下去并且写她的诗，这可是我们不敢期望的，因为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不过我坚持认为，只要我们为她努力，她就一定会到来，所以努力吧，哪怕是在贫困和微贱中努力，也是值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