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学思集

　　《学思集》：　　其二，关于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实施情况的实证研究。主要关注民族区域自治权利、民族自治地方民生政策和民族地区乡镇治理政策贯彻落实情况。贵州作为多民族省份，虽非大的自治地方，但其中的自治单元是十分丰富的，构成了“三州十一县”的自治格局，因此对贵州的民族区域自治进行探讨十分必要。我们分别以自治州自治权的实践和扶贫政策在自治县的实践为个案对自治地方的贫困问题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对自治地方的乡镇治理也进行了实证分析。　　通过对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等自治权的分析，在肯定了三州自成立以来的自治发展成就的同时，指出自治州的自治权还应深入下放和不断完善，从思想上加强对自治州及自治权的认识，完善自治州法制建设，推进自治州改革步伐，协调上级主管部门与地方权力部门的权力关系。　　分别以三都水族自治县和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为例，探讨了自治县的扶贫模式和开发实践等问题。在对三都水族自治县贫困问题的研究中，对扶贫模式和途径进行了再思考，提出三都水族自治县的扶贫工作首先应认真落实民族政策，创新扶贫机制，在传统经济扶持的基础上加大特色扶贫开发，以经济扶持为主线兼顾各项社会指标.坚持党和国家的领导，以政府为主导，调动各族贫困人口的参与，强化扶贫开发的合力，加强当地民族的“造血”功能，彻底消灭贫困。而通过对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的案例分析，阐述了威宁的扶贫开发实践，认为威宁各族人民的幸福指数是实践国家扶贫开发政策的重要内容，社情民意的调查、因地制宜的扶贫措施是增强各族人民治贫能力的重要方式，结合地方资源，加强多元产业的发展与地方社会的市场化，走产业带动扶贫之路是威宁实现跨越发展的重要途径。　　以长顺县凯佐乡“参与式”治理的实践为个案，讨论民族自治地方乡镇治理的问题，认为“参与式”治理改善了民生，缩小了区域差距，推动了地方基层民主的政治建设，促进了政府职能的转变。但民族地区在采用“参与式”治理时必须充分认识“参与式”治理本身“村治”功能的局限，应将“参与式”治理的理论制度化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内容，并与地方村民自治制度有机结合，才能推动贵州民族地区的发展。　　其三，关于散杂居民族问题的研究。散杂居民族问题是民族理论研究不可或缺的领域，而散杂居民族社区主体多元，无论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各个方面的问题都是十分复杂的。随着城镇化进一步发展，少数民族人口不断进入城市，散杂居民族社区更加复杂多变。因此，我们以“农村”和“城市”双重视角，窥探了多民族农村的发展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融人问题。　　以鲁戛村为个案，探讨贵州民族杂居地区的农村发展问题。指出贵州民族杂居的农村地区现代化关乎国家稳定、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构建，民族因素与发展因素是杂居区农村发展必须重视的两个维度，贵州民族杂居区的发展重点在于促进杂居区各民族共生互补与和谐发展的问题。贵州民族杂居地区的民族发展应关注“共同富裕”的艰巨性和历史使命，利用后发优势，在不断考问“农村如何现代化”的问题中推进经济、文化、社会等全面发展。　　以贵阳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问题为个案，讨论现代化场域中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的原因、特点及趋势。采取了定量分析的方法，就调查的资料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并根据所得信息对贵阳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融人状况进行定量分析，得出贵阳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人状况的研究结论。　　其四，关于民族文化传承的研究。贵州民族成分较多，多彩的民族文化如何传承，或者说“文化多样性”的画卷如何被保藏和“保鲜”，这是民族理论工作者需要正视的长远构思，而文化传承“场域”的研究则是其中的基础性话题。故此，我们从民族文化传承的视角对民族精神、民族认同、民族意识进行研究。　　以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为工具，对贵州民族文化传承场域进行了分析，认为在构建贵州民族文化的传承场域过程中，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变迁导致了文化的变迁，文化在变迁中的延续离不开文化的传承场域，习惯的不同导致了场域间的差异，民族文化传承场域的变化要求民族文化的发展应重视生存、发展、延续的“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