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朋友,那些书:忆巴金

巴金与索非 1927年2月，在寒冷的法国巴黎拉丁区的一家小旅馆里，住着一位来自中国四川的青年李尧棠。他每天照例去附近的卢森堡公园散步，晚上到学校去补习法文。其他时间就把自己关在充满了煤气和洋葱味的小屋里，夜里听着从圣母院传来的沉重而悲哀的钟声。他远离故乡，远离亲人，远离那些与他有着同样“安那其主义”信仰的同志们，来到异国他乡。他感到无比的孤独和寂寞，同时心底燃烧着理想和激情。为了安慰自己孤独的心，发泄胸中的苦闷和压抑，就在练习簿上写一些类似小说的东西，不到半年的时间，一部名为《灭亡》的小说诞生了。 八月初，他把《灭亡》的全稿整理好并抄写在五个硬纸面的练习本上，加上自序和题词“献给我的哥哥”，寄给了正在上海开明书店工作的朋友索非，并且**次使用“巴金”作为笔名。他原想用自己翻译高德曼的《近代戏剧论》的稿费来自费印行此书。索非收到《灭亡》书稿后，并未按照巴金的计划去为他自费排印，而是把它交给了正在为《小说月报》做编辑的叶圣陶。叶圣陶一见此稿，便马上决定在自己主编的《小说月报》上连载，《小说月报》是一份历史悠久、行销广泛、影响巨大的文学刊物。《灭亡》的发表引起轰动，巴金从此走上了文学之路。巴金后来说，如果没有《灭亡》的发表，他恐怕也不会走上文学之路。 索非这名字初听起来有点西洋味，但这确是他的真名，他本姓周。与一般人不同，他对自己祖宗传下来的姓，一点也不在乎。当他**个孩子出生时，他就把祖姓“周”置之一旁，给刚出生的儿子取名“鞠躬”。他说：“我们这家人，都不必沿用祖姓了，为的是让我们的后代都能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为我们这个民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现在知道索非的人恐怕不多了，一些现代文学辞典，大多没有收录他的生平事迹。 巴金是通过胡愈之的介绍认识索非的，此前他们虽有接触，但没有晤面。索非生于1899年，比巴金大五岁，安徽绩溪人。早年从事无政府主义宣传活动，任无政府主义刊物《微明》半月刊主编。1925年他与真恒、健民、芾甘、惠林、一波、剑波、抱朴等人发起组织无政府主义团体“民众社”，出版《民众》半月刊，标榜民众的学术、民众的教育，“站在民众中间”，内容都是宣传无政府主义的。他还曾在北京《国风日报》任副刊编辑。1927年到上海，他是开明书店早期员工，主要负责印刷、出版、发行诸事，后来成为开明书店的高级职员。 1928年12月，巴金从法国回到上海，与索非**次见面。当时，巴金还没有找到住处，索非就邀请巴金暂时住在宝山路鸿兴坊75号上海世界语学会会所。索非除了在上海开明书店工作外，还兼任上海世界语学会理事。巴金住进来后，就协助索非搞世界语宣传，编辑学会会刊《绿光》。索非还介绍巴金加入上海世界语学会，并担任上海世界语函授学校的教师。后来，巴金当选为上海世界语学会理事、常务理事，任期到1932年。不久，巴金迁居宝山路宝光里14号，与索非住在同一栋小楼里。索非结婚后，住在楼上，巴金单身住在楼下。 巴金每天过着看书、写作的生活。他不喜欢交际，不愿同陌生人打交道。许多报刊编辑常常通过索非向巴金约稿。巴金常将写好的稿件交给索非，请他带去交给别的编辑朋友。巴金写作常常通宵达旦，至天亮才搁笔去睡觉。索非则在清晨上班前，到巴金屋里的桌子上把刚写完的稿件带走。巴金在这里一直住到1932年1月下旬离开，一共住了三年。在这里他创作了《家》《雾》《新生》（**稿），翻译了《秋天里的春天》等作品。 巴金尊敬、信赖索非，索非也很欣赏巴金的创作才能，喜爱巴金的作品，多次协助出版巴金的作品。通过索非，巴金还结识了许多当时在上海的文化名人。在宝光里索非家里，巴金结识了翻译家马宗融，后来又见到马的未婚妻罗世弥（罗淑），并与他们建立了终生的友谊。巴金不认识施蛰存，投给《现代》的稿子，就是通过索非转交的，在《现代》的创刊号上，刊出了巴金的小说《海底梦》。当巴金翻译完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后，是托索非请丰子恺先生题写的书名。1929年巴金从世界语转译了日本作家秋田雨雀的《骷髅的跳舞》（包括《国境之夜》《骷髅的跳舞》和《首陀罗人的喷泉》三个剧本），就是由索非推荐，于1930年3月在开明书店出版的；另外，巴金翻译的阿·托尔斯泰的《丹东之死》以及《巴金短篇小说》**集和第二集，也都是由索非介绍，在开明书店出版发行的。由于索非的关系，巴金也和开明书店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称赞开明书店“有两点我非常欣赏”：一是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作者；二是勤勤恳恳认真出书。所以巴金一直把开明书店看作忠实的朋友。 索非的精明能干被国民党派往台湾分管教育的范寿康看中了。1946年的一天，范寿康来到索非家里，劝说索非去做他在台北书店的负责人。于是，索非告别了他曾眷恋、生活过的上海，告别了巴金等友人，赴台湾寻求发展。他先后在台北开明书店、台湾书店工作，后又开办友信书房。索非去了台湾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巴金再也没有和他见过面。索非于1988年11月9日病逝于台湾，享年八十九岁。 对友人索非的帮助，巴金始终念念不忘。他们的友谊，在索非子女的身上得以延续。索非的儿子鞠躬，是1929年出生的，当时索非刚好在上班，是巴金把鞠躬的母亲（姚鞠馨）及时送往医院，母子才得以平安。20世纪80年代，叶永烈先生编《中国科学小品选》（三卷本）时，收入了索非的文章，并通过他在上海的女儿让他的儿子鞠躬写了一篇《我的父亲索非》的文章，收入书中。巴金得知此事，为《我的父亲索非》一文题字，使《中国科学小品选》增色不少。鞠躬是第四军医大学的教授、博导，1991年当选为中科院院士。2003年巴金百岁（虚岁）诞辰，鞠躬发去贺信，信里专门提到此事，表示感谢。索非还有一个女儿叫沉沦，原来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她常去看望巴金，在巴金住院期间，她还做了可口的饭菜送到巴金的病房。她于1994年患病去世。1992年3月16日，巴金在致世界语诗人石成泰的信中，再次提到索非，并对他的生平事迹作了简要的介绍。 *后，值得一提的是，索非在医学知识的普及方面做过很大的贡献。他曾经说过“要学医才能救国”。在开明书店工作期间，他坚持自习医学，还利用业余时间，为平民百姓医治一些常见病。为了提高民众的健康水平，他大力普及医学知识，并且身体力行，将深奥的专业医学知识写成通俗易懂的故事，先后结集出版了《人体科学谈屑》《孩子们的灾难》《人与虫的搏斗》等读物，另外他还出版过散文集《龙套集》等。就这些成就而言，索非是当代文学史上一位名副其实的散文家和科普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