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文化与诗歌研究

　　《中国早期文化与诗歌研究》：　　第三节 《史记·游侠列传》：士人对侠文化的自觉建构　　战国末期，士已经由*低等之贵族转变成*高等之庶民，成为士、农、工、商四民阶层之首。随着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加强中央集权，销毁锋镝，焚书坑儒，行侠之人和读书之士都受到打击和摧残。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日：“学士多称于世云……至如以术取宰相卿大夫，辅翼其世主，功名俱著于春秋，固无可言者。”①所以*晚在汉代，士人已经主要指知识分子阶层，并开始为帝王润色鸿业，成为向上层社会流动的主要力量。作为与读书之士不同的另一个士人群体“侠”，却一直是统治阶层的心腹大患，*终成为被缉捕、铲除的对象，甚至“儒、墨皆排摈不载”②。汉代也曾有过一度侠风炽盛的时期，如吴王刘濞、淮南王刘安招揽宾客数千人；外戚大臣如魏其侯、武安侯之属徒竞相逐于京师；布衣游侠如剧孟、郭解等人权行州域，力折公侯。虽然君主对此咬牙切齿，多次加以压制甚至诛杀，但汉代及汉代以后，崇慕侠风、侠行、侠节之风一直未曾断绝，并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慕侠情结和任侠文化。　　在侠传统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是士人对侠文化的**次自觉建构。通过《史记》，司马迁首次为游侠立传，即《游侠列传》。在传文中他对侠者进行了集中描写和记叙，不但对游侠进行了分类，而且确认了游侠的正义性，表现出与韩非子迥然相异的观点。　　一、对侠存在之合理性的探究　　在中央集权加强的先秦时代，“侠”被韩非子认为是“以武犯禁”之人，会削弱君主的威严，冲击法制的权威，造成民不安于耕战的局面，因此需要坚决取缔。在《游侠列传》中，司马迁对古往今来包括汉代游侠的生存处境有着清醒的认识。在开篇，即有“韩子曰：‘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二者皆讥，而学士多称于世云。”③在韩非子时代，儒侠对举，被列为社会蠹虫，在司马迁的时代，学士即多指儒士被世人称颂，言外之意即有侠者很少受到赞誉，甚至“儒、墨皆排摈不载”，更有甚者，“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司马迁对于侠者的湮灭无闻深感痛心疾首，他从“侠”存在的长期性、阶层的多元性、分布范围的广阔性，以及需求的广泛性等方面明确侠士存在的合理性。　　司马迁在《游侠列传》的开篇所说“韩子日：‘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二者皆讥，而学士多称于世云”，一方面说明“儒”（或以儒者为代表的知识阶层）和“侠”经过时代的变迁，两者处境已有天壤之别；另一方面，就现存文献，《韩非子》是*早记录侠者的书籍，则说明“侠”的历史也很久远，至少与以儒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兴起同时。传文接着下来评价侠客的品质“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②，而儒家学者所盛称的虞舜、伊尹、傅说、吕尚、夷吾、百里奚、孔子等“有道仁人”都曾深陷困境：“昔者虞舜窘于井廪，伊尹负于鼎俎，傅说匿于傅险，吕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饭牛，仲尼畏匡，菜色陈、蔡。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犹然遭此菑，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③那更何况一般的人呢！值得注意的是，在行文过程中，司马迁前面有“太史公日”四字，“太史公”即司马迁本人，也就是在司马迁看来，大多数人都会经历困境.此时“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的人应该是处在困厄境地的人所需要的，或者正在此时有“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的人存在，这样看来，侠的历史更是久远，应该出现在尧舜的时代或更早。由此，司马迁从文献资料和人情事理两方面说明了侠的历史由来已久。　　对“侠士”为什么能在不受统治阶层欢迎的境况下活跃的存在，司马迁通过“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④仅仅九个字道出了其中的原因。上至圣人尧舜、孔子，名臣伊尹、傅说、吕尚、夷吾、百里奚尚且如此，何况是普通人呢？因为侠急人之所急，助人之所困，所以侠在社会各阶层有着长久广泛的生命力。关于侠的地域分布，在《游侠列传》中，司马迁所列朱家为鲁地人，田仲为楚地人，剧孟为洛阳人，氏、陈周庸为济南人，郭解为河南人，又有“北道姚氏，西道诸杜，南道仇景，东道赵他、羽公子，南阳赵调”，可见侠遍布国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