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心惟尔:生涯散蠹鱼笔记

　　我的另一个妻子，《罗马帝国衰亡史》　　爱德华`吉本原来并没有打算写《罗马帝国衰亡史》，虽然他从小就立志成为一个历史学家。　　一七六一年起，他曾想过要写法王查理八世远征意大利史、瑞士人民自由史、佛罗伦萨共和国史，乃至查理一世、黑王子爱德华、亨利五世，*后还几乎选定了伊丽莎白女王朝的瓦尔特?罗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作为对象，几经思索，却因“我还得担心牵扯上英国现代史，因为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是一个问题，而每一名读者呢，不是朋友便是敌人。在这里，人们认为作家都是替某一党派树旗帜的，因此就由敌对党将他打倒。我在国内可能得到的待遇，就是这样。”而放弃了。　　“朝抵抗力弱的方向前进”，几乎就是吉本一生所显现的人格特质。这位有着一颗大头颅，身体肥胖却行动敏捷，其貌不扬而衣着华丽的历史学家，从小体弱多病，终身为疝气所苦。一辈子爱读书的他，进了牛津大学竟一事无成，*后还被开除了。当军人，他不算出色，进入国会，也只投票，不发言，原因是他自认“无论从天禀上或教育上，我都没有得到勇往直前地发挥心智和辩才的能力。”可私底下，他却是以吐属高雅，滔滔不绝而成为社交名流的。从这些事情看来，年轻时父亲棒打鸳鸯，拆散婚事，他那句解嘲名言：“作为恋爱者，我叹息；作为儿子，我遵命”，几乎已道尽他一生作为“生活的弱者”的命运了。　　然而，人生面向多元，生活的弱者未必即是生命的弱者，吉本这位商人之子、情场逃兵，在学术上却是绝对的强者，就是他凭一人之力，一下子把欧洲史学从“传统人文式的经典考证”带入“近代缜密的历史叙述”，从而展现“现代”特质的。　　“那是在罗马，一七六四年十月十五日，我正坐在朱庇特神殿山的废墟上沉思，忽然传来神殿里赤脚僧的晚祷声，我的心中首度浮出写作这座城市的衰亡的想法。”　　吉本自传里所描述的这一幕，不论纪实或虚构，都已成为西洋史学史上“过去与现在永无止尽的对话”的经典镜头了。自此以往的二十年时间里，吉本孤独地沉浸于远古的历史事件、久逝者的心灵与笔墨、错综复杂的章节安排和比对考证，*后终于写成了六大卷七十一章，叙事纵横一千两百五十年，脚注超过八千个，征引学者四百零九人，参考书籍八百余种数逾千册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大体上讲，《罗马帝国衰亡史》已经在本土甚至海外深入人心，而且一百年后还将不断地遭受诋毁。”书出之后，洛阳纸贵，抢购一空，吉本因为“我的书出现在每张桌子，甚至几乎在每位仕女的梳妆台上”而不无得意地说。　　“许多于平常人十分重要的东西对他失去了意义。当他的目光超越了眼前景象而投向辽远的群山，当他专注于‘我的另一个妻子，《罗马帝国衰亡史》’，而对一个活生生的女人视而不见，他的人生观也就与众不同了。”一百多年后，深谙写作之心的弗吉尼亚?伍尔芙如此论述《历史学家与“这种吉本”》，没有诋毁，只有体贴，她认为“如果没了他的讽刺与不敬，他的庄重兼狡猾，他的宏丽壮伟兼机动灵活，还有比渗透全书并赋予其整体感的坚定理性更重要的一种言外之意，《罗马帝国衰亡史》就会成为另外一个人的手笔了。”　　经典的意义未必仅止于其内容所闪现的熠耀灵光，更在于作者的风格与魅力，而后者，或许才是让人更愿意接近这六册厚如砖头的史籍的主因吧！　　编辑李敖　　但李敖绝非全不可说，至少有件事是很明显的，虽在“启蒙者”、“大师”的光环下显得微不足道。那便是，战后华人出版史，李敖终将列名，不仅以“作家”且是“编辑”身份。　　李敖少年暴得大名始自《文星》杂志，一九六一年李敖在九卷一期（总号第四十九期）发表《老年人和棒子》，而后陆续发表《播种者胡适》、《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病》，为当时一片沉寂的文化思想界，掀起滚滚红尘，论战不休。等到李敖加入文星书店，老板萧孟能对他言从计听，李敖更如《纽约时报》所言，成了一个“放火者”（?re-brand），自己的书，别人的书，洋人的书，古人的书，出个不停。文星书店至今犹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文星》杂志、《文星丛刊》、《文星集刊》、《中国现代史史料丛刊》乃至《古今图书集成》等，背后其实都有李敖的身影在晃动。一九六五年香港书展，台湾参展单位二十二家，参加书籍种数一七八二种，册数二七四〇〇册，文星虽然仅占二一〇种，却足足有二四五三五册，几乎达到百分之九十的地步。　　这样的出版量，虽然吓人，更让国民党当局忌惮的则是由李敖一手操盘，“用杂志强打，使书店上垒，以书店配合杂志运作，形成思想大围标”的出版方式，以刊养书，养得刊强书壮，每逢出书发刊，小小的文星书店，总是人头攒动，闹热滚滚。随着杂志、书刊的传播，新诗、新艺术、文白问题、中西文化、青年与老年、性观念、高等教育、高考、法律、中西医等等一个一个被端上台面，文星书店俨然成了引领时代思潮前进的发动机。相对于“文化太保”的单打独斗，编辑李敖所显现“冲决网罗”的能量，显然更具危险性，国民党遂必除之而后快了。　　“文星经验”却也同样在李敖身上烙下深刻印记，让他一辈子手不停挥，目空一切。其中*重要的一点，乃是靠着编辑、出版，他赚到了生平**桶金，改变了“经济结构”：　　当文星老板萧孟能把**批写书稿费一万元交到我手的时候，我真是开了洋荤。——我有生以来，从来手中没有握过这么大数目……文星结束时，我有了一户32坪的公寓房子，这是我生命中的大事。……我心里至今感谢萧孟能，虽然这是我劳心劳力冒险犯难所得，但有此机缘，不能不说和他有关。——一笑以蔽之：恩怨情仇何足数，能数的，起自一万元*具体了。　　他曾如此回顾这件事，多半人都忽略了。　　我不过是太白粉而已　　夏元瑜是在北京出生的杭州人，父亲夏曾佑中过进士，点过翰林，还跟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过，是位开明人士，如今大家还记得的，当是他所编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了。夏元瑜是独生子，没有兄弟姊妹，仅有猫狗为伴。小时候家里墙上挂了两幅图：《百美图》跟《百兽图》。他一哭，看美人无用，一看到野兽便止啼了。日后会念生物，学做标本，早有征兆。此乃老盖仙自述，真假无从考证。但他确实自小与动物有缘，念高中时，为了自学做标本，一个暑假剥过上百只鸟尸。大学念北师大生物系，如鱼得水，毕业后，当上了北京动物园园长，成天与鸟兽为伍，其乐融融。　　上个世纪六〇年代，来到台湾后的夏元瑜，躲在小小的新竹动物园里任职，闲暇则为各博物馆、大中小学制作标本赚外快，钱未必多，却忙得起劲，自得其乐。七〇年代后，他的老同学、老哥儿们，也是当时台湾文坛*受欢迎的何凡、林海音夫妇劝他到台北：“你就这么窝在新竹，等着玩新竹动物园那几头死尸啦？北京人有句话：‘人挪活，树挪死’，凭你这两下子，到台北折腾折腾，路子宽多了！”这一劝，竟把夏元瑜劝成了老盖仙，举家北迁，大大折腾了起来。　　来到台北的夏元瑜，早已年过花甲，却仿佛梦笔生花，突然文思泉涌，厚积了几十年的存货，一下子都喷薄出来，三天两头便在报纸发表文章。当时台湾仍处戒严时代，报纸没几家，想在副刊上登文章，其难几如上青天。但一来有老朋友推荐奖掖，二来他那两下子还真的很能折腾，举凡天上飞的，地上爬的，地下挖出的，人间活着的，他都能谈得头头是道，文体自成一格，轻松幽默，读者大悦。在“科普文章”相对匮乏的时代里，一整代的台湾年轻读者经由他的文章启蒙，甚至还有立志终身与动物为伍的。我的一位同学因此成了兽医，九〇年代大发利市之余，犹念念不忘“老盖仙惠我良多！”　　人们多称夏元瑜为“幽默作家”。他的幽默，来自西洋的少，北京产出的多。“盖仙”一词，是六〇年代后逐渐出现的台湾流行语，“盖”的意思，与其说“胡诌”，毋宁更接近大陆常用的“侃”字，也就是摆龙门阵，上天下地闲聊。“仙”这个字，一般解成“赤脚大仙”的“仙”字，表示其道行高深。但在台湾，这字还是个尊称，那是来自日语“先生”（せんせい，sen sei）的首音。年高德劭之人，往往被称为“某某仙”。这个“仙”字用在曾留学日本，“侃”起“大山”来无远弗届无涯限的夏元瑜身上，真是再合适不过了。“我百无一能，没有专门的学问，可是东鳞西爪，竹头木屑的杂学知道不少。东抓把鸡丝，西抓把木耳，凑上几片瘦肉和腰花，勾点太白粉，一炒就是盘‘全家福’，不论哪位也能夹上两筷子。谈不上文艺，更扯不到作家。菜中原料全是别人的，我不过是太白粉而已。这就叫‘盖’，把若干不同的原料加上点太白粉‘盖’在一块儿。”老盖仙是这样自报家门的，谦虚中不无一丝得意。　　读夏元瑜的文章，不时可见类如北京传统相声段子的嬉笑自嘲，底层则有一种冬阳的温暖，让人感受到某种醇厚的遗韵。这种遗韵，尽管笔路大不相同，在张中行、唐鲁孙等人的文章里也常闪现，大约就是逐渐消逝的一种北京人情吧。有位朋友客居北京，某次夜里在胡同里迷了路。请教一位路过的大婶路怎么走，大婶仔细说完路线，再三叮咛怎么转如何绕。朋友感激地往前走，却发觉大婶伫立原地静静看着她，直到她转对了方向，方才才安心地离开了。——我想，老盖仙夏元瑜一定也是属于这一种的老派北京人吧！　　中国人与日本人　　日本文学史上，曾有两位台籍作家得过直木奖，一为甫过 世的邱永汉，他在一九五五年以《香港》得奖；另一位是陈舜 臣，一九六九年获奖，得奖作品为《青玉狮子香炉》。邱永汉 毕业自东京大学经济系，后来回到本行，专心理财投资研究， 成了“赚钱之神”；陈舜臣则继续创作不辍，写啊写，一路得 奖，什么“江户川乱步奖”、“每日出版文化奖”、“日本推理作 家协会奖”、“读卖文学奖”、“吉川英治文学奖”、“大佛次郎奖”、“朝日奖”、“井上靖文化奖”……大概除了“菊池宽奖” 之外，日本*重要的大众文学奖都被他得光光，成了“日本* 会得奖的作家”。　　陈舜臣祖籍台北新庄，新庄老街沿大汉溪而筑，绵延似笔， 传言文风必盛，要出大作家。如今看来，大约就应在他身上了。陈舜臣家族世代务商，日据时期，祖父渡海到神户做生意，父 亲跟着去了，陈舜臣在日本诞生，日后毕业于大阪外国语学校， 与司马辽太郎同学，两人同时闯荡文坛，感情弥笃，终生不渝， 成了一段佳话。　　陈舜臣成名不算早，尽管兼通中、英、日、印、波五国语文。战后大半时间，却都在家从商。一九五七年动了写小说念头，连写四年，始终乏人问津，无甚起色。直到一九六一年， 以《枯草之根》获得“江户川乱步奖”，方以“本格派推理小说家”身份崭露头角。这一年，他已三十七岁。　　陈舜臣文学生涯当以一九六九年获得“直木奖”为一个分界线。此前作品多为推理小说，之后转向历史小说。这一转变与复杂的身世有关。一九九四年他在小说《甲午战争》中文版座谈会上曾感叹：“我原该是台湾人，因甲午战争而成为日本人。大约二十岁时，又变回中国人。实在想探究如此玩弄我的命运的究竟是什么？”这种特殊历史命运转换所引发的漂泊感觉，让他的文学创作隐藏着就连他自己也未曾察觉的主题，某位日本评论家便一针见血地指出：“陈舜臣的推理人物往往是在寻找自己的身世，这就是他大部分作品的主题。”　　虽以小说创作为探寻人间身世之道，撰写小说之余，陈舜臣也经常写随笔，有时应邀特稿，有时整理思绪，编排解读小说史料，这本《日本人与中国人》大约就是这样写成的。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近世以来，恩怨情仇难分难解，彼此都想理解对方，比较两国文化、民族性书籍所在多有。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戴季陶《日本论》，足为中方其代表，至如日人所写，更是车载斗量，层出不穷。以“在日台湾人”身份写成而深受重视的，此书为*。再就属邱永汉所写，书名恰好颠倒的《中国人与日本人》。　　《日本人与中国人》的写作方式，与同类书籍并无太大差异，都是从语言、社会、家庭、宗教、建筑、教育等各面向切 入，就现象一一分析比较。换言之，即从相同或相异的事物、制度等去探寻民族性的不同，譬如“血统”、“种族”，对中日文化的影响；譬如“科举”有无，所造成的政治差异……然而 不然的是，取径虽同、文献无等差，陈舜臣却偏可看出别人所 见不到的东西，这就不能不归功于他那洞若烛火的历史眼光了。　　“倭夷惯为蝴蝶阵，临阵以挥扇为号。一人挥扇，众皆舞刀而起……”，明人胡宗宪《筹海图编》短短几句话，陈舜臣却可从其中分析推敲出中日双方不同的战术取向、群体意识、思维根性，甚至文学本质。其“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史识 与推理能力，足让人叹服不已。　　陈舜臣是台湾人即中国人，*后成了日本人，特殊的身份 转变，使他在观察中日双方时，格外能维持某种“距离的美感”，这一美感，追究到底，不外“同情的理解”，以及“冷静的追究”。他不遽下断言，说好说坏，只是把他所见到、所归纳出来的一一表明。几乎人言言恶的“文化大革命”，经他的眼睛看出去，遂有了另一层意义，乃延续清末自强运动、民初五四运动以来，另一次大规模的“说服运动”：“说服大家与旧时代、旧思想诀别的运动”。——这样洞彻的视角与另类理解， 恐难见诸身在局中的中国人或身在局外的日本人。　　同样的，解读幕府制度与中国封建体制时，他一针见血指 出，前者依靠“血统”凝聚，武士离不了藩，且世代承袭；后 者虽称封建，其实费尽心思，避免文士与地缘发生关系，不得于原籍任官。这一思维差异，*终导致日本的“家元主义”，形成一小而凝聚力极强的文化性格。相对不重视血缘、种族差 异的中国，自来以“文明”为人我／夷夏的判别标准，抟成混 融的结果，形塑成了大而松散弹性特强的文化性格。　　飓风每起于萍末，文化解读即是一种追索，需得几分学识，见得出飓风之大，更要有几分聪慧，探索得出其行走轨迹，*后，还得有几分胆识，敢于论断其所见。陈舜臣终日与历史为伍，长于推理，加上特殊的身世际遇，其所解读，遂不同于一般，却又丝丝入扣，让人叹服矣。　　“陈舜臣这个人，存在就是个奇迹。首先，了解、热爱日本，甚至对于其缺点或过失也是用堪称印度式慈悲的眼光来看 待。而且，他对中国的热爱有养育草木的阳光一般的温暖。再 加上略微脱离了中国近现代的现场，在神户过日常生活，也成 为产生他观察与思考的多重性的一个要素。对中国的爱与对神 户的爱竟不乖离，合而为一，真叫人惊奇！”陈舜臣的挚友司 马辽太郎曾如此说到他这位老友。这段话，直接点明了特殊身 世际遇所带给他的文学养分，没直说破的则是作为一个“永远的异乡人”，陈舜臣是如何克服种种歧视、轻蔑，而成其大的——“印度式慈悲的眼光”＋“观察与思考的多重性”，这，大约也就是《日本人与中国人》这本书*大特色，也是*让人 折服之处了。　　旧书之光　　一直忘不了那部书的光芒，尽管书名早忘，开卷刹那宛如电击般的震慑感觉，此生难忘。　　那是一九九〇年代初期，尚未改名为“国家图书馆”的“北京图书馆”善本部，为了查找硕士论文资料，我在天寒地冻的腊月天里，投宿人民大学专家楼，大清早搭上拉客面包车，直叩这一出了名的“天禄琳琅”。彼时，看善本书还很简单，递上申请单，写下书名条子，没多久，便有专人送到座位，任你翻阅。虽然书桌铺有一块黑毡布，可无须戴上白手套什么的。这大概是普通读者也能如此亲近地在北京图书馆翻看善本古籍的*后时期了，赶上这灵光即将消逝的年代，算我幸运！　　明代晚期，某经商致富的徽商在他斥资兴建的园林落成之后，邀宴友好名流，骚人墨客，诗酒风流之余，更请题写园记，有绘事有文笔，结集后邀来匠工写刻镌版，墨印装订成册。因里面有徽商后人潘之恒的一篇文章，我非读不可，是以千里访书京华。　　书来了。很一般的靛蓝封面，打开一看，只觉得眼睛一亮，　　“版式疏阔，刻搨精妙。字大如钱，纸质紧薄。光润似玉，墨色奕奕”，古人对于善本的形容词，一下子都活了过来，跳跃眼前。我屏气凝神，仔细端详，翻阅一过又一过，不时还低头嗅闻，几百年墨香犹然，引人入胜。一整个下午便消磨在这薄薄几十册页之中。──即使日后三生有幸，得能亲手摩挲一纸千金的宋刻本，却无论如何没有这次的印象深刻难忘。　　“未来，每个人都有十五分钟的成名机会。”（In the future everyone will be world-famous for 15 minutes.），波普大师安迪?沃霍（Andy Warhol）的名言。这句话解法很多，言人人殊。放在东方的语境，或许也就是“瞬息京华”吧。人与人，人与物大概都是这样，这辈子总有机会见到、达到“*好”的，但也就是“十五分钟”；也因为你还活着，谁都讲不定这次是否就是*好的，也因此得以怀抱“未来（希望）”继续活下去。──曾经如此沧海，我很怀疑，在未来我还得见另一次的“十五分钟”的光芒。　　谁知真的还有！人生值得活，大约也就是这么回事吧。　　春天过后，某天接到书店同仁电话，说他们在中部某个仓库里收到一大批老书，希望我拨空去看看。我请他们先拍几张照片过来。书堆中很有些意思，为此特别跑了一趟。断烂朝报里，翻翻弄弄，竟然藏有几部线装书，初时不以为意，题签　　“支那撰述”四字让我以为是和刻本，暂搁一旁。全部翻弄完毕后，顺手打开一册，刹那间，墨光映面，墨香依稀。古早那一天那“十五分钟”的感觉一整个回来了。“和刻本也有这么好的！？”心底起疑，不管三七二十一，全数带回台北，细细判读鉴别。　　这时候，方知活在网络时代的好处了。换在二十年前，恐怕得花上一个礼拜才能判别方向的事，捏准关键词，透过数字搜寻，一层接一层，一条线索接一条线索，抽丝剥茧找下去，不到半天时间，几可确认，这批线装书，应是晚明刻板开印，前后历时一百多年方才竣工告成的《嘉兴藏》部分经籍。　　《嘉兴藏》刊行于浙江嘉兴楞严寺而得名，其雕版贮存于浙江径山寂照庵，遂又名《径山藏》。另一别名《方册大藏》，则是因为此前《大藏经》装订方式，几乎都为“梵夹装”（经折装），此为**部以书本方册装帧者。从出版形式上而言，自也有“转梵为汉”的本土化意义。　　《嘉兴藏》的刊刻，倡议于万历初年，晚明四大高僧之一的紫柏真可大师因南北二藏难于流传，发愿转梵夹为方册，而与吏部尚书陆光祖、编修冯梦祯等居士商议，决心劝请四方善士“捐身命之财，镌坚固之板”。此一巨大出版工程始刻于万历七年（一五七九），其后受到政局动荡影响，几经波折，断续刊刻，主要基地也从北方的山西五台山妙德庵，转移到了江南嘉兴楞严寺；中间历经改朝换代的大动乱，禅宗法嗣却前仆后继，坚持印经功德，*后于康熙四十六年（一七〇七）大功告成。但由于时间实在拖延太久，全部数量究竟多少？至今难有定论，以收藏*丰的北京故宫估计，至少有三百四十四函，另有首函。共收入经籍二千一百四十一种，共一万零八百八十四卷。足可谓卷帙浩繁矣。　　此次所收到的《嘉兴藏》，包括残本共十二种三十三册一百一十五卷，与全藏相比，不过百分之一耳，但比对文献所见款式、纸张、印刷……种种，的的不差：墨色漆黑光润，悦目醒神。四周双边，外粗里细；白口，半页十行二十字。版框高二十三公分，宽十四点四公分。书口方镌“支那撰述”，中为语录书名，下呈墨钉。凡校对、写刻工匠及捐资者姓名、银两均列牌记于各卷之末。诚然若是。但*重要的恐还是“墨色漆黑光润，悦目醒神”十字，所谓“十五分钟”的光芒，尽瘁于斯。　　只是，《嘉兴藏》所以为世所重，也不仅在这“十五分钟”。开雕之前，为了慎重其事，紫柏大师曾和参与其事的诸多文人、居士、学僧等商量出《检经会约》、《刻藏凡例》和《刻藏规则》等，不厌其烦地把这套经书从编辑、校对、雕刻、印刷……流程，规定得清清楚楚，甚至繁琐地步。以校对为例，“校经会期为每年正、三、五、七、九、十一月的十八日，与会者提前一天到达。否则，一次不到罚银五钱，三次不到除名。有重要原因不到者须遣人送所校经卷到会讲明，方可免罚。十八日互为抽对各所校经卷并共相质正疑难。临期不完者，每卷罚银一钱。”再如刻板尺寸与刻工的薪资、管理：“梨板厚一寸以上，每块价银三分，厚不及寸并湿用干缩、节多和镶嵌补接者概不准使用。”“刻工先行刻样看选，合格方准留用。凡录用者，其刻样每刷印三分加盖印记，分别交与般若堂、刻首和本人各一分以备查核。新刻经样上好者，每页优给银二分，次好者一分，不合格者不准使用并罚赔板及赔写样字。刻经积三十页以上方准送看，支付银两。每经刻完一部结算一次，不足三十页者，随其多少结算。刻工如有打斗胡为者，刻首须劝告，重则送官，轻则革除。”──如此翔实而严格的规定，让这部藏经，历经百年烽火，人事更迭，犹能保持一定的成书品质。其珍稀可知矣。　　五月里，梅雨来袭，台北盆地湿热难耐，骤雨不时而至。　　许多夜里，枕畔惊聆檐滴。滴答声里，每每想起这些书，想到那“十五分钟”的光芒，进而担心有个万一了。历百劫而长存，漂洋过海到眼前，相逢三百年，那是怎样难得的一种因缘啊？如其受损或毁，哪怕是小小一纸角，终也让人扪心揪痛，生成遗哀。　　只是，世缘流转，人生实难。“为月忧云，为书忧蠹，为花忧风雨，为才子佳人忧命薄。真是菩萨心肠。”不是菩萨之人，也只有让它随缘自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