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寺院碑文书写研究

　　《宋代寺院碑文书写研究》：　　中国寺院碑文的作者，具有历时性的演变过程。对这一过程的考察，使我们能够从一个特殊的角度，了解中国佛教发展的轨迹及其内在规律。自魏晋时期至宋代，寺院碑文的作者大致经历了如下阶段的演变：魏晋南北朝阶段，以政治与文化高层为主；隋唐阶段，以文人为主，同时出现大量无名作者和僧人作者；宋代，则进一步泛化，作者出现于所有的社会阶层，而文人士大夫显然处于中心地位。这一径路显示出中国佛教日益世俗化、民间化的演进方向。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　　据现有文献，我们清楚地看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寺院碑文的作者有：梁武帝、梁简文帝、梁元帝、邵陵王萧纶、陈后主、谢灵运、沈约、王僧孺、陆倕、王中、刘勰、刘孝绰、刘孝仪、张绾、王筠、任孝恭、宗士标、徐陵、虞荔、温子升、邢劭、王褒、庾信等。经过分析，这一作者名单具有如下三个特征。　　首先，从作品的数量看，此一时期*重要的作者，当为梁简文帝（16篇）、梁元帝（12篇），其次是沈约（8篇）、徐陵（5篇）。其次，此时寺院碑文的作者，总体人数并不多，社会身份也不复杂，要么是皇族，要么是显宦，均属政治和文化领域的核心人物或重要角色。*后，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作者名单中，几乎囊括了南北朝文坛*重要的作家，如谢灵运、沈约、徐陵、庾信、王褒等，这意味着佛教对文学的影响，已经开始了。那么，这一时期的寺院碑文的作者为什么是这样的构成呢？这需要对所列诸人的佛学修养及其文化背景予以考察。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国历史上属于典型的动乱之世，朝代更迭频繁，征战杀伐不断，生命个体脆弱不堪，人生无常之感格外突出。值此灾难之秋，社会不同阶层对生命存在具有同样的迷恋与困惑，佛教适时地成了一个时代精神的疗养地。然而，不同的文化阶层，面对佛教，其理解与接受的层次与方式，是迥然相异的。虽然底层民间受苦*深，但他们无法成为佛教精神的解释者，诚如马克斯-韦伯所言：“农民的命运极其密切地与自然联系在一起，十分依赖有机的过程与自然现象。经济上则极少导向合理的体系化，以此之故，农民大致上只有在受到奴役化或赤贫化——不管是由于本土（国库财政或领主），还是外来的（政治的）力量——的威胁下，才会成为宗教的担纲者。”①而知识精英阶层就不同了，他们精致的思维能力、敏感的生命触觉以及高远的精神视野，决定了他们面对此在之劫难，必将做出深沉的追问与有效的根究。因为“知识分子之渴望救赎永远是源自‘内心的困顿’，因此，较之于非特权阶层所特有的、由于外在之困穷而期盼的救赎而言，就显得离生活更遥远，更为理论化和体系化。知识分子以各种方式探索，其决疑论推衍至无穷尽，赋予其生活态度首尾一贯的‘意义’，由此而发现与其自身、同胞及宇宙的‘统一’。”②职此之故，作为外来文化，佛教之精义，必须首先经由中国文化精英阶层的理解与接受，才可能进一步通过恰当的途径，传输到广袤的民间社会。对于佛教文化的认识，必然从佛经翻译和经义的阐释开始，而这一深湛精致的工作，只能由高僧和中国学人担纲。因此，首先从学理实质层面认知佛教的，当然是文化精英阶层。这是此一时期寺院碑文作者少而精的原因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