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空间的文化密码

皇城相府：空间中的家族史 皇城相府在众多的山西大院中是一个较为独特的存在。它与众多以姓氏命名的大院不同，也没有用它原本的名字“午亭山村”，而是选择了皇城相府来作为景点的名称。皇城相府的官宅意味颇浓，但它不仅仅是一座相府，而是官商混杂的一个大家族的聚居建筑群落。相府这一称谓也不尽属实，因为清朝不设宰相一职。而相府前加上定语“皇城”，原来的意思指为晋城皇城村的相府。但村字的去除，让皇城脱离了村落名称的专有语义，让这两个字原本的意义彰显出来，仿佛真是皇帝的居所。这种命名对词语所指进行抽离造成了一种能指的狂欢。未抵达者除了少数人知道皇城本来的意思是指这个村庄之外，更多的人接受了这种能指的狂欢，即这个景点拥有了两种风景，即相府和皇城的叠加。于是，一种富丽堂皇的景象便从望文生义者脑中涌现。整个皇城相府的命名，有一种强烈的比喻性质，带有这个时代商业营销中名实分离的手法。 这种名实之间的错位或分离不仅是现代旅游业所独有，事实上，在古代中国乡土社会中，名实分离就成了一种广泛存在的文化现象。古代 乡土社会是一个变化极慢的社会，从春秋战国诞生了思想界百家争鸣后，中国社会在相对统一和稳定的节奏上走了两千余年。思想的定于一 尊，使后世只能在注释中谋求思想的变动和社会的适应。注释的方式引 起了名与实的错位与分离，也为后世思想发展提供了变通的途径。在表 面的无违之下，社会思想随着时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动。而当今社会之中， 名实分离的现象仍然存在。但皇城相府的名实分离并不算严重，更不能 算离谱，只能算是一种话语修辞。这一方面体现在陈廷敬确实官至一品， 相当于宰相，康熙皇帝也确实两次下榻这里；另一方面，体现在建筑本 身，它的规模和奢华程度，确实可与皇城相媲美。抵达皇城相府的游人， 的确会惊叹它的庞大、奢华，即使知道此皇城非彼皇城，也不会觉得被 一种文字游戏所欺骗，甚至愿意将皇城当成一种比喻。在众多被称为 “民间紫禁城”的山西大院中，皇城相府的官宅性质更加突出，和其他大院相比，与紫禁城有更多的相似之处。 要了解这些建筑群落，首先要了解的，是在其中居住的人。而这些人中首先要了解的是陈廷敬。康熙不仅在这个下属的家中留宿，也留下了对陈廷敬的评价。皇城相府御书楼上的对联“春归乔木浓荫茂，秋到黄花晚节香”就不仅仅是景物描写，也蕴含着对陈廷敬功绩和人格的褒扬。陈廷敬去世之后，康熙皇帝更称赞他为“宽大老成，几近完人”。 婺源：徽乡的美学元素 真正找到婺源徽居之美，是在思溪、延村。这是相距不远的两个村落。在同行的人乘车去思溪的时候，我和同行的一位画家选择乡间小路， 步行去了延村。做出这个决定，并非是一种有意的特立独行，而是在水泥路和一条溪流边的乡村小路、在乘车与步行之间本能直觉的选择。乡村的距离概念，让我可以更加相信自己的脚，相信自己的本能和直觉。如果说城市让人对自身的本能加以怀疑，天性加以禁锢的话，那么在婺源，这个号称*美乡村的地方，人与自身的关系回归到了更为自然亲和的状态。当双脚踩在泥土之上，人并没有离旅行的目的地更远，而是离它更近，离乡村的本质更近。 我此行所要寻找的，就是“中国的*美乡村”。通往它的路，应该就是一条土路，路旁流着清澈的溪水，种植着金黄的油菜。美国诗人弗 洛斯特在诗歌《两条路》里写道：“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 / 我的人生从此便不同。”而在这里，这句诗可以翻译为：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便走进了真正的乡村，而不是一个纯粹的旅游景点。 溪水清澈碧绿地流动着，我并不知道它的名字。在婺源，有许多条这样的河流，绕在一个个村庄旁边，为村庄提供水源，也提供清澈与宁静。是流水声提醒了我这里的宁静，而在城市里，是汽车的马达声、鸣笛声、临街店铺聒噪的歌声提醒我要为自己的内心保留一份宁静。在这里，我不用刻意为之，溪水自然就把身体中的噪音流走。除了宁静，它带给我的还有清澈与充盈。这种清澈与充盈不仅仅是因为溪水流经了金黄或碧绿的田野，倒映了古老的村落。更重要的是，这溪水仿佛是与它们一体的，而这里就是它的发源地。用朱熹的诗句“问渠那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来形容这些溪水再合适不过。这不仅是因为诗、景、情的完美契合，还因为朱熹的故乡就在婺源。虽然，他人生中大部分时光都在福建度过，只回过婺源数次，但故乡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无法从人生中抹去的。如果说游子是河流的话，那么故乡就是它的源头， 那么这诗句中溪水的源头，甚至这首诗的源头，应该就是婺源的这些溪流了。 寨卜昌：火焰中的村庄与家族 “寨卜昌”这个村庄名字的由来，就像它的周围“修武”县以及“待王”“承恩”等镇的命名一样，与武王伐纣有关。相传三千多年前，武王伐纣驻军于此，占卜前程后必昌盛，故得名“卜昌”。这个小小的村落有了一个辉煌的起点之后，却迎来了在历史上更为久远的沉默。武王对于它来说，只能是匆匆过客，而它要在接下来的两千多年里，默默守候着自己作为一个普通平原村落的命运。而谁也没有想到，这个此后一直默默无闻了两千多年的村庄，在清朝中晚期真的开始昌盛起来，也重新走进历史的书页。 帝制时代，中国乡村是宗族体制的直接承载者，一个村落的昌盛往往与在村落里世代居住的家族有关。让寨卜昌真正昌盛起来的家族就是王氏家族。与怀庆府的许多村落一样，王家的祖先于明初之时由山西迁到这里。明代末年，王家的生意开始从这个村子起步。*早家族生意较杂，并不是单一经营。这与怀庆府在明中后期形成的商业贸易体系有关。此时怀庆府是怀药、烟叶、竹货、铁器的贸易中心，王家的生意有较多的选择，据王氏族谱记载十二世王来贡才开始专营铁器。当时山西阳城是铁器的重要产区，王家族人就在农闲之时从阳城贩铁锅到周边村镇售卖。从*早的挑担儿叫卖，到后来赚了钱买来牲口驮运。从*初摆地摊到拥有自己的店铺，连接寨卜昌和*近的商业重镇——清化镇的乡村道路上镌刻下了铁锅的深深脚印。此时，王家族人也有了“品牌”意识，开始在铁锅上打上王家的记号。到了顺治、康熙年间，王家已经在清化镇和周边市镇上拥有多家商铺。经过了几十年的经营积累，大约在康熙五十年的时候，王来贡的孙子王问安在清化镇开设了*大的一家店铺“泰顺号”，算是“泰顺号”的正式创立。此后的几十年里，这个商号见证了王家的铁锅生意走向巅峰。 笨重的铁锅中为什么有如此巨大的商机，制造出一个商号的腾飞？ 这与康乾盛世人口的成倍增长有很大关系。清代初期，全国人口只有五六千万，到康熙中期，已经增长到 1 亿左右。后来又经雍正、乾隆两代皇帝，18 世纪，全国人口从 1 亿增长到 3 亿。人口的增长使吃饭问题变得尤为重要，铁锅也因此有了大量的需求。从康熙开始，清代商业政策的调整促进商业恢复发展，到乾隆时期商业发展达到鼎盛。面对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商业政策的巨大利好，王家的生意逐步在这个黄金时期发展壮大。到了乾隆末年，“泰顺号”的连锁店在苏北、皖北、山东、河北、河南遍地开花，大大小小的门店加在一起有一百多处，当时有“泰顺子弟进京不宿外人客店”的说法。到了同治、光绪年间，“泰顺号”岁入百万两，成了一个铁锅上的商业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