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文学观

　　将本土文化资源纳入到对启蒙意识的整合中，沈从文并不是**个。章太炎曾说：“言公理者，以社会抑制个人，则无所逃于宙合。然则以众暴寡，甚于以强陵弱。而公理之惨刻少恩，尤有过于天理。乃知庄周所谓‘齐物者，非有正处、正味、正色之定程，而使万物各从所好’，其度越公理之说，诚非巧历所能计矣。若夫庄生之言曰：‘无物不然，无物不可。’与海格尔所谓‘事事皆合理，物物皆美善’者，词义相同。然一以为人心不同，难为齐概；而一以为终局目的，藉此为经历之途。则根柢又绝远矣。”章太炎这段话是针对“公理观”代替“天理观”后，近代社会出现的以“公理”“正义”“多数”的名义对个人的压制，章太炎借用“齐物论”，是从否定的一面彰显个人的存在价值，以此来抵制“公理观”对个人自主性的戕害；沈从文借用“齐物论”，则是为了凸显启蒙对象的阶层差距，主张要根据启蒙对象处境的历史性、具体性来判断其在启蒙中所居的结构并采用与之相对应的启蒙策略。换言之，在沈从文看来，启蒙并不是一个“出世”的形而上的存在，而是有着内在空间和结构的历史性存在。这样说并不是在否定沈从文对启蒙的形而上建构，而是说沈从文的启蒙思想包括了两个方面，既有对启蒙的形而上的建构也有具体的构想，这两个方面有相互咬合的一面，也有相互抵牾的时候，正是它们彼此之间的碰撞、交织、咬合、抵牾构成了沈从文思想内部的张力。　　阿伦布洛克总结法国启蒙运动时认为，“启蒙主要不是一场政治运动，而是一场思想运动；它所寻求的是改革，而不是革命；它的对象主要是知识阶级，而不是人民群众”。然而后来激进派领袖对启蒙运动的思想成果加以利用，使启蒙运动将*初的信仰一扫而光。关于此，弗里德里希格迪克也有相同的认识，他说：“启蒙运动必须以中产阶级［Mittelstand］作为它的实际起点，因为他们是国家的核心；启蒙的光芒只是从这里逐渐传向两个极端——上流阶级和下层阶级。”然而在西方启蒙运动中，公共的、跨地域的、渐进的、分层次的启蒙方案并没有在实践层面得以展开，这种现状，使大众启蒙呈现出盲目化、一刀切的倾向，这也成为后来的研究者反思的一项重要内容。对于向农民输入过多的文明理念是否有价值，约翰路丁埃瓦德指出：“给予他们所有种类的书刊、故事、寓言，使他们习惯于把自己运送到一个思想的世界，使他们睁眼看到他们自己所处的、无法改进的贫穷状况，使他们因为太多的启蒙而不满足于自己的命运，把他们转变为对地球上资源的不均分配废话连篇的哲学家——这才真正毫无价值。”如果说对启蒙的结构性缺乏必要的认识是西方启蒙运动的一个缺憾的话，那么这种缺憾同样存在于“五四”启蒙运动中。“五四”启蒙运动一开始就是在民族危机的催逼之下产生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伴随现代中国启蒙运动的整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平民主义与精英主义、士大夫意识与民粹意识往往是相伴而生，启蒙的结构性也一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命题。在“五四”新文学中，启蒙者看待知识分子和农民的眼光往往存在着交叉点。鲁迅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正是基于这样的价值诉求，鲁迅开始了两大题材的创作，而鲁迅审视农民和知识分子眼光的重合之处就是聚焦他们的精神“病苦”。在对涓生、吕纬甫、魏连殳等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上，鲁迅突出了他们徘徊在生与死、理想与现实、自救与沉沦、光明与黑暗、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精神悲剧，这一点容易理解，知识分子本来就以思想丰富、触觉敏锐而著称，这些特质也决定了他们对精神创伤的非比寻常的敏感度。而耐人寻味的是，对于下层群众，鲁迅依然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他们的精神病苦上。闰土的一声“老爷”里所折射出来的人性麻木显然要比他穷苦的处境更加摄人心魄；华老栓用“人血馒头”来给小栓治病的愚行背后的精神麻木是启蒙者感到悲凉彻骨的深刻原因；《祝福》的深刻之处在于表现出了“神权、族权、夫权”对妇女的精神压迫，致使她们活着时惶恐不安，死了也似孤魂野鬼没有依傍。然而，揭露出知识分子的精神病苦，尚有催人奋进之效，揭露出下层群众的精神病苦，却有可能使他们在梦醒之后无路可走，这也许就是《祝福》中的“我”面对祥林嫂的灵魂有无的问题时，感到左右为难的深刻原因。而对这一难题的持续思考，也导致了鲁迅对自我和启蒙的双重怀疑，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鲁迅后期放弃小说创作，而以“匕首”“投枪”式的杂文来与对手短兵相接不是没有道理的。　　（节选自《沈从文的文学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