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出版家论著丛书在出版界二十年

　　《在出版界二十年/中国现代出版家论著丛书》：　　一、写自传的动机　　一九三五年的秋天里，“我的朋友”阿英先生受良友图书公司的委托，编纂“中国新文学大系”中的史料部分，同时也替上海杂志公司编校“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有一天，偶然在我的家里和几位编译所的朋友谈起新文化运动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他向我说：“要编纂一部比较详尽的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似乎不应该忘掉你。”这原是一句客气的话，我当时听了很觉得惭愧。分析他说这句话的语意，明明在说我是一个推进新文化运动的实行者——出版商人，并不是说我是个在新文化启蒙运动中问有过什么贡献的作家。但是，这虽然是句好听的恭维话，却也多少带有几分的真实性。我自信，在民国八年（1919）“五四”运动以后以至于现在，对于上海出版界的向着新的一方面的推进，多少是尽过一些劳力，耗过一些脑汁，这是不可磨灭的，也许为同业的先进们所不否认的事实。因此，当时阿英先生和几位朋友都叫我写一本自传，来记述二十年来上海新书事业的沿革和变迁，给后来留心新文化运动的史家们一些‘或许有用”的史料。只可惜我没有文学的修养，缺乏写作的技巧，绝对不会写成一部值得一读的传记文学。所以在当时虽有想写的动机，而终于不敢下笔，没有勇气来大胆地尝试一下。　　到了前年冬天，张天畴先生来替黄萍荪先生所编的《越风》向我要稿，他指定要我来写一篇关于上海新出版业的史实。他说：“你不妨以你自己的事业变迁为经，多量地采入当时作家们与书店之聚散离合为纬，织成一幅看去似乎平淡而实际却富有图案意味的美丽而实用的厂绉。”（他是杭州人，所以三句不离本行）这句话更比较有意思了。因为个人事业的成败变动，写出来实在是“与堂无涉”；何况像我这样平凡的人，在现代化的大都市里，干这样小小的出版商，有什么长处可述给后之来者歌颂赞叹呢?我想，假使要写一部有关于中国出版事业的沿革和变迁的书，*好应该让张菊生、陆费伯鸿、王云五几位先生来写，才有相当的理由。　　不过，照张先生的说法，我既然在这号称文化街的四马路上住上了二十年，这悠长的岁月中，所见到的，所听到的，和我自己亲身所接触到的，总该有不少的故事可以搬出来，给在文化街上跑跑而留心出版事业的读者们，作为茶余酒后的谈助吧。因此，我从去年冬天起，就做了想写一本自传的准备。可是因为身体的不健康，和生活兴趣的转变——近一年来对于学习国画的兴趣特别浓厚，差不多每天晚上肯花上二三个钟点，从事于一花一鸟的传摹，同时还买了不少关于国画理论的书籍和珂（王罗）版影印的画册，抛了画笔就拿起画册，不断地练习和鉴赏——竟分不出一部分时间，来写这“不必有”的自传。　　直到后来，上海杂志公司准备出版一种《读书》月刊，于是编译所的同仁和金则人、平心等几位先生旧事重提，要我用故事的体裁写出来。这又是一桩难事了。因为我除在“礼拜六派”盛行的时代，曾经用过受林琴南先生影响极深的文言文写过几篇哥哥妹妹式的小说和谈怪志异的几段笔记以外，十余年来再没有写过一篇像样的小说或小品文。在当商报编辑时，所写的都是属于记事速写一类的新闻稿；在当书店经理任内，那更谈不到写文章了，*多不过偶尔高兴，做几段宣传性质的广告底稿罢了。　　现在这丑媳妇终究见公婆面了，“像样”“不像样”的问题已经谈不到了。不过我要请读者们原谅的是，请勿要用文学欣赏的眼光来读这部传记——这样幼稚的作品，否则它会使你大大失望的，因为这只是一个出版商人的自述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