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诗词研究第五辑

　　回顾诗歌史，应该承认诗歌史贯串着抒情与叙事两大传统。或用另一术语曰表现、再现两大主义亦不妨。　　论证可从两方面进行，一是从文学史实言，一是从创作原理言。　　从文学史实言，中国诗歌从《诗经》《楚辞》到汉以后历代诗歌，一直到今天的新旧诗坛，无数诗歌创作实绩充分证明抒情传统和叙事传统的并列存在。　　从诗歌创作原理言，抒情和叙事是对诗歌形形色色、千变万化创作手法的*高概括。严格说来，没有一首诗是无事或无情的，也没有一首诗会与抒情或叙事无关。诗歌抒情传统、叙事传统的形成，由每位诗人、每首诗抒叙经验点滴积累而成，且世代传承。传统有巨大的影响力和惰性，但传统又具有活性，绝非一成不变。　　诗歌创作的主体是人，而人必须在动情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从这个意义上，似乎不妨说“动情”或“情”是诗歌创作的起点。另外，诗歌创作比一般的文学写作更强调、更突出个性的表现和情感的投入。因此，在诗学中，更多地强调情的作用，强调抒情，乃至从诗歌史中概括出一个抒情传统或表现主义体系，是可以理解的。　　但如果深究一步，问一声：人何以会动情？那么，不能不看到，在人之动情之前，还有个极端重要不可忽略的环节，那就是“事”的发生。人总是在遇“事”之后才会生出喜怒哀乐爱恶欲之类“情”来。世人不会无缘无故地“动情”。动情的背后，必有“事”的发生。所以从情的表现和变化。又应该能够一定程度地推原出与之相关的事来。古人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有“凡音者，生人心者也”和“声音之道与政通矣”的说法（《礼记·乐论》）。今人亦有“窃尝合古词人之作观之，其发唱之情虽至夥，要不出乎哀乐，而世之治乱，即因以见”之说（《刘永济词集自序》）。　　要问什么是“事”？若用一句话概括，即可如《辞源》所说：“凡人所作所为所遭遇都叫事。社会生活的一切活动和自然界的一切现象也叫事。”政事是“事”，家事是“事”，个人的生老病死也是“事”，可以说人的生活中充满了“事”，到处是“事”，时时刻刻发生着“事”，连闲着无事，也是一种“事”。而凡事，均可入诗，就看遇事之人有无诗情诗兴而已，至于诗歌对“事”的表现程度和方法，则千差万别，千变万化。既然事发在前，情动于后，那么，说“事”才是一切诗歌创作的根本和真源，自然更为合情合理。创作诗歌，无论口唱还是笔写，总要这样那样、多多少少、或隐或显地叙及使之动情之事， 而且就中国诗歌而言，更是从其源头就和被称为“史”的那种事结缘纠葛，难分难舍。 因此要说诗歌中存在着一个叙事传统，那也是极为自然、理由充足的。　　当然，抒情传统也好，叙事传统也罢，其内涵不限于表现方法，还涉及对生活、对外界事物、对题材选择、对创作目的和题旨的确认等问题，实际上是今人对诗歌史内在本质的一种概括和命名，表达的是人对诗歌史本质的一种认识，对一种客观实际的反映。这种认识和反映本是从诗歌实际中提取，故首先应该符合实际，还须回到诗歌史中检验，进而也将在现实中发挥作用。由于立足点、视角之不同，当然会产生种种不同观点和结论。比如因为学术目的和态度趣向不同，这种对文学传统的认识，又可以反过来成为文学史的一种专视角度，一种特殊的论述框架。于是实际局面便不能不是音调迥异的众声喧哗，形成关于诗歌史文学史的多声部合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