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北京慈善与公益事业

　　《近代北京慈善与公益事业》：　　（二）西方社会救济思想的传播以及教会的济贫活动　　中国的慈善传统可谓源远流长，但社会救济思想以“养”为主，养老、抚婴、恤嫠、助残和施粥、平粜等具体救助措施，以向被救助者提供物质援助为特征，目标仅限于使受助者活命，保持其*低的生活状态。而不能从救助者的长远着眼，更很少考虑如何使其不再接受救济，能自食其力。西方的新式社会救济思想则以“教养兼施”为特点，采用积极的救济手段对丧失劳动能力者施以物质救济，对于有劳动能力者则通过“授之以艺”的方式，使其获得自我谋生的能力。　　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强势东来，与中国传统文化激烈碰撞，导致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嬗变。先是一些外国人在通商口岸开设书局，刊印和散发宣传品和西学书刊，后来又建起一些翻译机构，编译报刊，传播西学。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北京率先成立了同文馆，开馆后就将教学和翻译西方书籍和外交文件紧紧结合起来。当时很多外国教习如丁韪良、毕利干等参与或指导学生翻译了大量的书籍，对传播近代科学和知识起了积极的作用。甲午战后，国内外人士对西方慈善事业的介绍达到了高潮，使更多的人对西方慈善事业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在此过程中，中国的社会救济思想也经历了批判和否定，开始吸收西万现代社会救济思想的营养。冯桂芬的名作《校邠庐抗议》中，对西方救济思想就有介绍。他的《收贫民议》一文，介绍了荷兰分类收养贫民的办法，既可以使老弱有所养，又可消灭游民。他说：“荷兰国有养贫、教贫二局，途有乞人，官若绅辄收之，老幼残病人养局，廪之而已。少壮入教局，有严师，又绝有力，量其所能为而日与之程，不中程者痛责之，中程而后已。国人子弟有不率者，辄日逐汝，汝且入教贫局，子弟辙詟，为之改行。以是国无游民，无饥民。”①　　此外，还有一些思想家像容闳、郭嵩焘、薛福成、马建忠、王韬等有着出使和游历国外的经历，他们对西方国家的救济制度和方式有着切身的体会。一生从事工商业的郑观应，是早期改良主义思潮代表人物之一。他对贫困弱势群体极为关注，他提出：“中国生齿日繁，生机日蹙，或平民失业，或乞丐行凶，或游手逗留，或流民滋事。”②他的名著《盛世危言》对西方社会救济的做法作了介绍，盛赞西方国家强盛的原因之一在于“教化”，“人无良贱皆有所教”，“疲隆残废、贫名孤婴”，均得所养，“市无游民，廛皆食力”。他主张要挽救国家于动乱，就必须从根本上人手，所谓的治本之方法，就是“政治改良，百艺俱兴，以工代赈，令饥民得食是也”③。表达了希望中国按西方模式改革旧式救济，设置新式机构的思想。他的思想对后来的康有为、梁启超、李端棻等维新派有极大影响。　　戊戌维新期间，一些有识之士针对旧的救济方式，纷纷发表文章提出一系列改革的主张。如康有为将古代大同思想和西方民主人权等思想结合起来，提出了崭新意义上的“大同世界”，提出“公养、公教、公恤”等带有浓厚理想色彩的慈善公益体系。他在《公车上书》中提出，“务农、劝工、惠商、恤穷”为救国养民的四大策，救国须从“扶贫济弱”开始。其他人的有关论述较主要的还有：《论清查慈善堂事》《创兴红十字会》《效法泰西以行善举》《安置流民议》《创兴善会》（以上刊于《申报》）、《慈善公启》《救济善会公启并章程》等文章。他们都主张中国旧式的善堂善会应仿效泰西之良法，教养俱备，择其善者而从之；并呼吁尽快设立红十字会等新型慈善机构。同时，还提出要扩大慈善事业的救济范围，不应局限于穷苦无告之人，而要服务于广大下层民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