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缪尔传:荒野中的朝圣者

追随缪尔的脚步
今天，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大自然，这是很令人欣喜的潮流。成千上万身心疲惫、神经衰弱、过度文明化的人们开始发现：走进大山就是走进家园，荒野是必不可少的，山地公园和森林保护区不仅是木材的产地和灌溉水的源头，更是生命的源泉。
——约翰·缪尔《我们的国家公园》
1877 年夏，约翰·缪尔从加利福尼亚帕萨迪纳（Pasadena）刚刚种植下大片橙子树的农田出发，开始了他一个人长途跋涉的探险。他沿着一条野生橡树掩映的小路，顺着伊顿河（Eaton Creek）上游，向被他称为“荒野之诗”的高地前进，这片高地坐落在巍峨的圣加布里埃尔山脉（San Gabriel Mountains），小路周围密实的灌木丛像毛茸茸的皮毛，布满了山腰。他的背包里，装有三块新烤好的面包、一瓶水以及他远足时常备的东西。
尽管年近不惑，他仍未出名。大约 10 年或 20 年之后，他才以自然探险家、塞拉俱乐部（Sierra Club）创始人及多部专著或随笔（内容涉及加利福尼亚山脉和多个国家公园）的作者为世人所知。约一个世纪之后，历史学家才开始关注他，认为他是现代环境主义的先驱，其影响力大大超出美国西海岸，甚至整个美洲海岸线。在 1877 年，缪尔只是一个模糊的身影，一个游走在穷乡僻壤间的快乐的、不起眼的远足者。
他在沿着伊顿峡谷前行时，遇到了一位“陌生的种族不明的深色皮肤男子”。这个男人在小溪旁边的草地上搭起了一间小木屋。“我所有关于他种族的猜想都错了”，缪尔回忆道，“但也不足为奇，他的父亲是爱尔兰人，母亲是西班牙人，这种结合在加利福尼亚并不常见。”夜幕降临，这位陌生人邀请缪尔共进晚餐，并在他的营火边露宿。之后，这两个男人开始聊天，一直聊了好几个小时。
这就是典型的缪尔。他的一生，除了远足，*喜欢做的事情就是聊天。不管去哪里，通常他先发起一个话题，并滔滔不绝地一直聊下去。了解他的人都认为他是他们见过的*愉悦的聊天者。当然他也是*为崇尚平等主义的。他与遇见的每一个人聊天，从有盎格鲁血统的白人，包括农民、牧师、淘金者、政治家、银行家，到曾经的黑人奴隶、各个年龄层的女性、成群的孩子们，以及坐在小船里沿阿拉斯加海岸划行的特里吉特人。他们聊得热火朝天，大部分内容与自然相关。
现在他正和在山脚遇到的陌生人聊天。他们坐在逐渐变暗的峡谷里，它的主人正描述着自己的梦想，在这片肥沃、美丽的土地上，他要打造一个葡萄园并收获甜蜜的蜂蜜。他出生在墨西哥，曾有过多种经历——打过猎、探过险、采过矿，现在找到了自己的“荒野之诗”，准备安顿下来，“赚点钱，娶个西班牙老婆”。缪尔深受触动，从他的露宿伙伴身上感受到对自然共同的热爱，这种热爱蕴藏在美国的山脉、森林、潺潺的流水及被蜜蜂围绕的大片野花之中。
这种对自然的热爱，如同缪尔和他深色皮肤的朋友一样，可以跨越种族的差异，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他们可以在晴朗的周末一起沿着峡谷漫步，看见鹌鹑从小路上横穿过去，闻着空气中灌木蒿清新的味道，寻找挂在城市朦胧上空的星星。尽管存在差异，在大自然面前，所有的远足者都有着相同的激情与转瞬即逝的野性，这把他们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他的自传《我的青少年生活》中，缪尔声称，他对自然的热情源自于“血液中天然遗传的野性”。尽管此书写于 1913 年，当时处于遗传学及心理学演变早期，但他从遗传角度出发，论证人生来就与自然有种内在的亲密关系，这种关系促使我们远离文明。这是一种原始的冲动，是我们无法用理性控制的。通过与不同的人（例如在伊顿峡谷遇见的陌生人）进行交流，他深信这种“遗传的野性”具有全民性，是全人类共享的一种平等的激情。
缪尔的理论至少部分是正确的。人的激情比任何流行风尚或社会背景更有深度，且更具有普遍性。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O. Wilson）曾提出与缪尔类似的观点，每个人生来都“热爱自然或天然的东西”，即“biophilia”（关注生命及生命过程的天性），但通过自然选择是如何产生上述激情的，目前还尚未得知。或许有一天，科学研究能够在大脑某个领域准确锁定由遗传带来的对自然的感受，确定这是由 DNA 或 RNA 决定的某些蛋白链的产物。但更有可能的是，这种激情将永远无法用科学的方法得以论证，永远不可预测。生物学将无法完全解释，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缪尔或那位伊顿峡谷的主人到大自然中去。他们共同的激情可能来自相同的生物起源，但围绕着这种激情，却缠绕着由性格和思想组成的多股链条。
我们也要试图理解，除了生物学，文化如何影响了缪尔对自然界的感受。文化的外表下，是对不断变化的思想、政策及各种信仰，更持久、更具有普遍性的感受。文化在特殊的历史时刻制造了思想，在遭遇了批判性反对、经历了阶段性发展及评价后，这些思想引导人类去改变其生活习惯。因此，缪尔的“血液中天然遗传的野性”蕴含在新的思想中，并产生了新的结果。其中*引人注目的就是自然保护运动的兴起。
该运动植根*深的文化起源是 18 世纪末及 19 世纪初的革命运动，这一革命运动引入了现代自由民主的思想，包括对人权、个性解放及社会公平的追求。该运动并未止步于对社会正义的诉求，而是继续鼓励再度发现自然、欣赏野性并对绿色社会进行展望。缪尔是这场革命运动的产物，他的经历使我们认识到，现代环境主义是在对正统思想的挑战中产生的，其建立的基础是尊重自然的差异性，并认识到自然和人类在情感和物质上是相互依赖的。缪尔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位民主人士及自然保护家。
在伊顿峡谷聊天之夜的前几年，他在自己喜欢的约塞米蒂山谷（Yosemite Valley）远足，偶然发现了一只熊的尸体，立刻坐下进行哀悼。尽管他后来也承认，对一只野兽的死大部分人都不会像他一样表示悲哀。这种冷漠与那个时代众人所致力的道德进步是相违背的。“我们生活在一个以自由为准则的时代”，他在自己的笔记本上讽刺地涂写道，在这个时代里，“所有人种，无论黑皮肤、褐皮肤，还是黄皮肤，从某种程度上，都被认为是同胞，可以信仰基督教，甚至可以进入盎格鲁-萨克逊人的天堂”。但一旦涉及熊，这个时代就不够自由了。
缪尔所谓的“以自由为准则”是什么意思？他脑海中似乎并没有任何正式的理论体系，也不认为自由主义仅限于政治学或经济学范畴。他想表达的意思与《牛津词典》中关于自由主义的定义相近 ：“不被盲从、偏见左右，推崇传统观念或已建立的制度 ；乐于接受新的思想或改革方案。” 尤其是他在思考伦理或宗教领域的自由思想，该思想是对少数人救赎、人性本恶及堕落世界等传统观念的挑战。在早期，与更积极的自然观一起，他也开始追求形成更乐观、更有希望的人性观。
这场革命运动是对旧式的、悲观的自然观及人性观进行挑战，强调了自由与平等的理想组合，或“自由民主”。两者总是共同存在，又相互排斥的。一方面，当英雄主义精神起领导作用时，自由是受欢迎的。但没有约束的自由会带来混乱、自私及剥削。另一方面，绝对的平等要求高度的执行力，会扼杀人性。要求经营自由、言论自由或信仰自由是好的，但并非压榨穷人、不让他人发声或让多数人的权利或信仰凌驾于他人之上。自由需要平等的制约，平等也需要自由的约束。
我们将自由民主思想的兴起与缪尔时代出现的若干社会革命，即他一生普遍支持的改革相联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事件 ：废除奴隶制、妇女解放及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自由准则通常会在上述运动中引发政治激进主义，缪尔尽量避免将政治作为追逐权力及琐碎目标的卑劣手段。有人可能会谴责他只是沿着小路远足，未做他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争取妇女权利。而另一方面，通过不停止脚步，将所有精力投入到自由运动的每一个角落，他达到了一个比他同时代人更高的道德高点。
例如，他开始认为政府有责任划出国家公园、森林及野生动物保护区，这些区域应该对包括从低等的制鞋匠到百万富翁的所有公民开放。而之后他又将给予每个人准入权，进一步拓展到给予地球上每个生物相应的权利及道德意义。在不到 20 岁的时候，他问道 ：“对于宇宙的完整性而言，上帝不辞辛苦创造出来的哪一种生物又是不重要的呢？……他们是地上的乡邻，和我们一样同为生灵。”在他看来，不仅高等级的哺乳动物，连同昆虫、爬行动物及植物只是“人类”不同的分支，甚至只是“矿物质不同的排列”，也可能有“我们盲目排外的完美自信无法了解的感受与知觉”。
缪尔在宗教信仰方面也是自由主义者。他脱离了正教信仰，“信奉一切自然，上帝的杰作”。他的女儿曾解释，“自然之法只不过是表现上帝之法的另一种形式”。自然与上帝的融合不是由遥远的“伟大思想”（GreatMind）创造的静态的秩序。“上帝”对缪尔而言，是一个有意松散、模糊不清的概念，泛指存在于自然之间、自然之上及自然之边的一种积极的、有创造性的力量。不断受这种神圣力量的驱动，自然界的每一部分都在不停流动——地球在脚底运动，冰川在山侧滑行，植物和动物在进化和繁衍。这种流动总是有目的的，总是向着美好的方向发展，所到之处总是神圣的。
对缪尔及对现代时期其他男人和女人而言，“自然”是赋予他们所在的部分世界的名字，它不是由我们人类创造的，也不是我们可以左右的，并将会在我们消亡后继续存在。没有人类存在或不受人类影响的自然界，是很难想象的——甚至“原始自然”的说法也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缪尔认为，自然与人类的包含关系，和社区与居民的包含关系是一样的。但是他又指出两者之间的重大不同 ：离开了非人类社会的力量和存在，人类是无法生存的 ；但是离开了人类的自然是可以存在的。在人类及其作品之外，世界上还有许多其他东西。
在缪尔时代很久之前，自然是解脱束缚的源泉，是可以提供自由和平等的所在地，是人类全面发展的必需，总之，是一个不需要人类进行防卫、尊重甚至膜拜的地方。到荒野之地去可以从权威的压抑中解脱出来，社会遵从的束缚也消失不见，经济地位也并非那么重要了。大袋的金钱也并非是生存的需要——仅需要个人的智慧和知识。自然为政治异见人士、叛逆的孩子、亡命之徒或出逃的奴隶、不肯打仗的士兵及（19 世纪末期）通过爬山来展示力量和宣告独立的女性提供庇护场所。
保守派害怕与自然建立太多积极、平等的关系会沦为异教徒。以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为例，他于 1835 和 1840 年发表了《论美国的民主》上、下共两卷的英文版，并告诫他的读者，要抵制住向往民主社会的不健康的诱惑。尽管身为法国贵族的一员，他努力与“不可阻止的革命”妥协，这场革命夺取了像他这样的贵族阶层的权力，并挑战高贵出身人士的特权。他将“民主”理解为一场大范围的草根运动，其目的是争取更多的“平等条件”。他意识到这场运动已经无法阻止，并警告其带有一些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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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一件事情对他而言，总是简单纯粹又在意料之中的，那就是他一路向上，爬不到*高处决不满足。他总是将自己身体的极限发挥到*大。1877 年夏前往夏圣加布里埃尔山（San Gabriel Mountains）的这次远足也不例外。在伊顿河与他的移民朋友告别之后，他悠闲地远足了几天，有时顶着太阳行走，有时在浓密的灌木丛下奋力爬行，总是时刻警惕周围是否有蛇、狼、熊及美洲狮的痕迹，直到*终站立在圣加布里埃尔山之巅。那天晚上，为了免遭危险肉食动物的侵袭，他在两个火堆之间宿营。
安全返回帕萨迪纳之后，他惊叹道 ：“我欣赏到延伸入海的山谷的壮丽风景，其景观之美非一本书不能尽言。我的面包在抵达休息地前一天就吃完了，但在禁食期，我感到更加神清气爽，思维也更清晰。”这也是典型的缪尔——看到的比能够说出来的还多，忽略食物供给，但带着清晰的头脑和清新的心情回归。他愿意与地球上每个人分享他重生的时刻，*典型的是他充沛的精力，这使他成为信任自然的孩子，成为人性希望的先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