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祖国70年

　　《我和祖国7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我和共和国　　一　　1949年10月，在新中国成立的礼炮声中，我出生在上海的一条弄堂深处。　　到1984年10月，我满35周岁了。　　在新中国成立35周年的前夕，我常常想起这些年来走过的路。　　19岁以前，我几乎没有离开过上海，那时候，我观察这个世界，都是以市中心的人民广场为圆心，以南京路为半径来判断是非的。我自以为见多识广，事实上，我懂个啥呀。　　19岁那年，我到距上海5000里之遥的贵州山乡去插队落户，从喧哗嘈杂的大城市，一下来到偏远的、闭塞的山寨，我有过多少感触和联想啊！　　在乡间，我一待就是整整10年。没有工资、没有粮票，有的只是劳动的双手。但正是在这里，我感受到了生活脉搏的跳动，思考了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命运，真正地认识并理解了祖国的广袤大地上无数勤劳淳朴的农民。我在山乡的茅屋里提起了笔，守着一盏小小的自制的煤油灯，伴着山岭里日夜不息的啸声，写下了一些关于知识青年和山寨生活的书。我万没有想到，这些书出版以后，我会收到一千几百封读者来信，会有那么多人来跟我谈他们的心里话。我没有多少话可讲，唯一要说的就是，没有那一段生活经历，这些书是一本也写不出来的。　　1984年以来，我常常对人说，我到贵州15年了。可对2900万贵州人民，我实在没有做出什么成绩来。但是，党和人民却给了我很高的荣誉，选我当了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青联常委。我常常想，我是当之有愧的。对于我来说，唯有深深地扎根于生活的土壤，伴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为祖国和人民，为在改革的洪流中急待开发和建设的贵州，更勤奋踏实地工作，才是对党和人民*好的报答。　　我不是**次接触这个题目了，新中国成立30周年、35周年、40周年时，报纸、刊物、电台、电视台都曾以这个题目让我说些什么。只因为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出生于1949年10月。也因为我是作家，那些话题多少总和文学有关。　　1984年的国庆不是大年，按惯常说法因此也不属大庆。但44是个有意思的数字。对一个人来说，44岁是标标准准的人到中年。对我们的共和国来说，44周年也不能用“年轻”两字来形容了。　　我们的共和国正在走向成熟。44岁的中年人，经历不能说是很丰富的。但是回首过往，我总觉得自己经历了很多很多，其间*令人难忘的，是喧嚷嘈杂、折腾不已的“文化大革命”，是命运毫不留情地把我们抛掷到偏远蛮荒的山乡。前者给我们稚嫩的心灵掀开了社会人际关系中残酷的一面，后者则使我们目睹了山寨的贫困、落后和闭塞，认识了世世代代栖息在这块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求甚少的农民。正是在这样的日子里，我和我所有的同时代人经历了由狂热、虔诚、盲目——迷茫、消沉——思考、振作、追求、奋进这样一个三段式的思想历程，而逐渐在真实的生活中走向成熟。我们的共和国，也无例外地从三年困难时期、从“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中走出来，走进历史的新时期。　　从漫长跋涉中走出来的步子是坚实的。我们踏着坚实的步伐，还将走向美好而灿烂辉煌的未来。　　顽童变成小书迷　　我小时候，是个爱耍小聪明、爱逞强的调皮鬼。别人不敢往楠竹竿的顶上爬，我能爬上去，还往下做鬼脸；别人不敢从丈来高的围墙上往下跳，我敢跳下来，明明脚板心好痛，我还嘻嘻笑；下一节课的时候，我经常在偷偷地做上一节课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等到放了学，我把家庭作业做完了，于是就拉着没做作业的同学一起去玩。　　童年时代，我跟好多在上海弄堂里长大的孩子一样，打弹子，飞香烟牌子，打康乐球，抽转轴儿，滚铁环……哪样不玩啊！光是这样玩玩也不够味儿，我经常想出新花样，不是到绍兴路上那不花钱的小花园去玩“官兵捉强盗”，就是穿过襄阳南路或岳阳路，到肇嘉浜去摸螃蟹、捉小鱼。我小时候的肇嘉浜，不是现在绿荫成林、平整光洁的花园马路，而是一个臭水浜。有一次，妈妈刚给我换上了一身新衣服、一双新布鞋，我到肇嘉浜去捉小鱼，半个身子陷进了稀烂的泥污中，怎么挣扎也起不来，吓得我哇啦哇啦直哭。同去的小伙伴们吓得尖声大叫。幸好有个过路的叔叔跑了过来，使劲把我从污泥坑中拔了出来。我一身新衣服糊满了泥巴不说，**天刚上脚的新布鞋，陷在污泥中，再也无法拿回来了。我光着脚，穿着一身臭气熏鼻子的新衣服，直到黄昏也不敢回家去……贪玩、爱耍、好逞强、好出鬼点子，这么发展下去的话，长大了会变成个什么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