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月刊》(1930—1941)中的民族话语

　　《《文艺月刊》（1930—1941）中的民族话语》：　　（一）“七七事变”前，关内外作家对东北的书写　　舒群《归来之前》与萧军《大连丸上》分别讲述一段逃亡经历，仓皇惊险，悲愤莫名。出走前夕，舒群已察觉周围空气紧张，“近几日来，朋友被捕的消息每天总有一两次。朋友常常预言着终有一天会临到我的头上。”外部环境凶险，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作家随时可能身陷囹圄。不出所料，厄运很快悄然逼近，舒群忽然收到预警，友人语焉不详欲言又止，心怀惴惴的“我”意识到大祸将至，一番犹豫后决定逃亡。全篇重心即在于描写“我”面对去留问题时，反复挣扎痛苦无奈的心理活动。“我”乃家中支柱，此一去，既不得承欢尽孝于高堂，弱妹幼弟亦失依凭，老父多病慈母忧深，家人何以为生？日后何时再见？故园至亲难以割舍，心中倩影怎忍轻离。曾救“我”于穷途的苓子姑娘有情有义，其兄才入狱，又助“我”逃亡，红颜憔悴心痛不已。前思后想，亲情、爱情实在可贵，但暴日逞凶难得苟全，哀戚亡国不如投奔自由。于是，“我”不及拜别家人便匆匆启程。元宵时节不得团圆，前路茫茫尽是未知，“在我的心上，早已失去了快乐与痛苦的感觉，只看见白色的雪花，在我眼前飞着，飞着。”舒群此文情感细腻文笔哀婉，离别之痛难以言表。危急时刻，作家纠结于家庭责任与未来出路，心中满是煎熬。然而魍魉世界难得完卵，含污忍垢还是追寻希望？“我”再三权衡几经挣扎。内心矛盾反映个体之苦，苍凉意绪揭示民族之困，孤身上路不免凄楚，但雪笼大地未尝不孕育新生，路已在脚下，义无反顾。舒群此去三个多月后，萧军偕萧红踏上流亡之路。有意思的是，舒群自哈尔滨经大连赴青岛，二萧行止与其类似，途中虽未经停大连，但所乘客轮恰名“大连丸”，而与《归来之前》同属回忆文字的《大连丸上》（署名田军），亦复原了虎口逃生的一段经历。萧军夫妇登船未稳即遭伪警盘查，“他们和狗用嗅觉一样，用手和眼，在开始去接触我们的行李和我的周身”，“我们这好像开始在什么魔鬼的嘴里赌运命”。魔鬼盘踞伪满，鹰犬肆无忌惮，生死成败在此一搏。伪警狡猾盘问步步紧逼，“我”虚虚实实机智应对。几经问讯难见破绽，伪警仍不甘心，此时“只要他把我带到‘水上警察署’，只要皮鞭子抽到我的身，只要那煤油或辣椒水一注入我的鼻孔……便什么都全完了！”对决魔鬼全凭运气，“我”置之死地反倒绝处逢生，敌人百般刁难终无实据，二萧险中求胜逃过一劫。同属铤而走险的一段往事，相比《归来之前》对内心细节的反复刻画及低沉的叙事基调，《大连丸上》以简洁之篇幅记录戏剧化的场景，文字爽脆感情外露。作品通过你来我往间不容发的对话营造紧张气氛描绘真实形象，敌伪狐疑阴险狡诈，“我”强作镇定表现平静，狭小的船舱中一时生死难测。命运赌局中萧军从容不迫，但内心已波涛汹涌“显得急躁”，面对敌人，作家强压怒火，只为尽快打破殖民枷锁返归祖国，夜的海面上，愤激的灵魂冲决黑幕。作品中，萧军对日伪的蔑视与憎恨时有流露，相同情境下，萧红柔弱安静忧心忡忡，冰与火的性格反差，使作家呈现不同写作风格，也成为日后影响二萧生活的一大因素。　　二萧脱难有惊无险，另一对作家夫妇却未如此幸运。《大连丸上》折射敌人侦监严密，东北境内，日伪对反抗者之镇压更加酷烈。萧军等启程不久，罗烽即遭逮捕下狱，直至1935年，罗烽获释与妻赴沪。信念坚定，罗烽终未屈服，伉俪情深，白朗患难与共，劫后余生，白朗作《狱外集》回顾二人在东北之斗争与劫难。“九一八”后，罗烽等在中共领导下创办《夜哨》坚持文艺抗敌，并协助杨靖宇工作①，白朗亦参与其中。罗、白紧张而兴奋地从事秘密救亡活动，共同的信念支撑二人追求光明，此时东北局势严峻，“可是，我们并不灰心，并不焦虑。我们相信：组织起来就是力量，如果我们坚决的奋斗到底，故乡终会失而复得”。“九一八”击碎了人们苟安的迷梦，“它把我从昏聩中拔救出来”，从此，“我”投身抗日热情高涨。反抗带来报复，日伪反扑罗烽下狱，为防敌人察觉，“我”强忍悲痛，以若无其事的行动掩饰瞬间坍塌的精神，《狱外集》即以大量篇幅记述了罗烽入狱后，“我”与敌伪的周旋及对爱人无尽的思念。东北女作家性情不一风格各异，《大连丸上》萧红吞声饮泣，《狱外集》中白朗直面日寇。强烈的情感驱使作家不顾一切营救丈夫，恐惧、退缩无济于事，隐忍、周旋或有一线生机。经友人劝慰，白朗全力奔走，果断销毁反日证据后，几次独自勇探监牢。跟随作家视角，敌人之威逼，黑狱之阴森，嫌犯之病、弱皆有所见，日寇股掌中的东北，人如草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