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高楼杂稿

　　《有高楼杂稿》：　　《后山诗话》记载晁补之当年说过的一句话：“眉山公之词短于情。”（《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51引，今本无）　　白居易《与元九书》云：“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意。”（《白居易集》卷45，中华书局，1985年）文学创作，情为根本。苏轼作为一个举世罕匹的文学巨擘，说他没有深厚、丰富的情感蕴藏，这当然令人难以置信，无怪乎引起后人很大的非议。王若虚便气愤地责问：“呜呼！风韵如东坡，而谓不及情，可乎？”（《滹南诗话》卷中，《历代诗话续编》本，中华书局，1983年）　　其实，王若虚完全可以不必动怒。情感的类型每有不同，晁补之所谓“短”者，应即在上述缠绵不解之一种，不是泛谓东坡乃无情之人也。而缺乏此种缠绵不解的情感，也不是说就一定不可能具有所谓“风韵”。对于苏轼来说，毋宁说刚好相反，决定了他缺乏缠绵婉结的情感的，正是他所特具的那种“东坡式”的风韵。　　何谓“风韵”？就其实质而言，实乃心性品格的外在体现。心性品格，则又为先天素质和后天修养所共同形成。这就是刘勰《文心雕龙·体性》所谓的“才”、“气”、“学”、“习”。由于苏轼吸收了儒家善处穷通、乐天知命，道家清静恬淡、逍遥齐物和佛家随缘而适、随遇而安的哲学观和人生观．再加上他浸心艺文的愉悦感和博学多识的成就感，以及具有充盈而溢的天分、才气，造就了他潇洒超旷的心性气质。若说苏轼之“风韵”，正在于此。　　苏轼在《哨遍·为米折腰》中唱道：“此生天命更何疑，且乘流遇坎还止。”（《东坡乐府》，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和蔡准郎中见邀游西湖》中吟道：“高人无心无不可，得坎且止乘流浮。”（《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下引苏诗同此）《与程秀才书》中写道：“尚有此身，付与造物，听其运转，流行坎止，无不可者。”（《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下引苏文同此）总之，他对一切想得通，将一切看得淡。荣辱、利害、进退、得失，乃至生死，“世事万端，皆不足介意”（《与子明兄书》），无不顺其自然，泰然处之。　　也许，心性与情感并非一回事，但什么样的心性却能决定什么样的情感。豁达超逸的心性并不意味着绝情或忘情，但与这种心性相适应的却不会是缠绵细密、婉结不解的情感。因而，虽然如论者所指出，苏轼的词中不仅有爱国之情，思乡之情，手足之情，而且同样有夫妻之情和男女之情，但即使在通常说来*容易产生柔婉深微、悱恻缠绵的情感的后两类作品中，他所表现出的仍然是那种一以贯之的“流行坎止”的洒脱情怀。这正是由其通脱旷放的性格决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