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

　　《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　　（二）对位阐释变异的主要特征　　对位阐释变异不同于传统的平行研究，其主要特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预设一个基本的可比性论域。对位阐释需要一个明确的方向，只有方向趋同，才可能形式对位。但是，对位阐释极有可能形成“拉郎配”的局面，我们对某个论域的预设，并不是对可比性对象的纯主观圈定，这里所圈定的是对话平台而不是对话性质，重点在于构建两个基点，经由这两个基点形成一个椭圆形的辐射场域，两者之间有通约性的话语平台，但并非借助这个平台研究他们的相似性，尽管对比较文学而言，这种相似性一直是可比性的基础：“在各国文学之间，在中外文学之间，无论是诗歌、小说、戏剧还是文艺批评，无论是古代文学还是近代文学，也无论是文艺思潮、文学流派还是文艺理论，都存在着大量相似的现象。这众多的相似有不少确实是有‘事实关系’、‘因果’关系的，但也有许多却是没有直接影响的‘平行性类似’。”日尔蒙斯基也指出：“依靠‘比较文学研究’，它既估计到文学发展的平行现象和由它引起的文学之间类型的相似，也考虑到存在着受这种平行现象制约并与它紧密相联的国际间文学相互作用，‘影响’和‘借用’。”比较文学变异学中的对位阐释不同于上述这两种情况，因为它只对论域进行事实认定，而不对参与者进行价值判断。例如中国的“道”与“逻各斯”的对位，就是中西文学理论关于意义生成方式的论说场域；李伟昉《英国哥特小说与中国六朝志怪小说比较研究》，就是比较中西小说题材关于“怪”的言说论域，李伟昉认为：“满足人类在现实困境中难以如愿的情感和欲望，满足人类与生俱来的渴望探究未知领域的强烈好奇心的需要，正是英国哥特小说与六朝志怪小说的创作通则，也是其作为小说艺术殊途同归的真谛。因此，它们都获得了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和意味深长的审美价值。”汪洪章教授将刘勰的“奇”与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进行对位阐释，其比较的论域在于：“什氏所谓‘陌生化’背后所隐含的一系列诗学主张，与刘勰的‘奇’，就其针对文学形式、技巧、手法的自身演化而构成文学史的主要内容来说，无疑是相通而无碍的。”他认为刘勰的“奇”与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在文学形式和手法这个论域上，是可以进行对话的。以上表明，对位阐释变异首先就要确立“位”，或者说要确立比较论域是什么。　　2.在对位中“寻异”。按照影响研究的思维，通俗地说，是“我有，你可以有或应该有”，这是一种潜在的求同思维下的“对比法”。不可否认，没有绝对纯粹的封闭式理解，任何文本必须置身于一个知识传统。但是在比较文学之中，这种先行掌握往往不是为了认同他者，而是为了确认自身，因此在比较之前，往往有一个立场，这个立场诸如西方有浪漫主义，那么中国有没有浪漫主义？屈原、李白比较像，能否比较一下？西方有逻各斯，中国有没有？西方哲学有知识体系，中国有没有？如果有，就可以类比，如果没有，要么不比，要么就用我有的去解释你没有的。例如赛义德《东方学》中所论述的东方形象，就是用西方观念“君临”东方所阐释出来的话语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