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伦·坡:有一种发烧叫活着:the fever called living

养父显然对这个十五岁少年的情绪跌宕很恼火，随即又迁怒于埃德加的朋友们。“他什么事都不做，神情悲伤，情绪低落，对家里人动不动就发脾气，”爱伦在那年秋天的一封信中说，“我们的付出怎么会是这样的结果，真无法理解……恐怕是那些小伙伴把他带进他们的套路里，完全背离了他在英国学到的那些。” 爱伦不可能理解儿子的心思，埃德加那些朋友也半斤八两。这孩子的表演实在是与众不同。坡继承了母亲的天赋，爱唱歌，并对从事演艺的生身父母充满好奇；长期分离的哥哥亨利·坡也会匆匆来看他两眼，更让他惦记自己的幼年生活。于是，埃德加联手斯坦纳德夫人的儿子和另一位同学，创办了戏剧社，间或上演一些剧作，如《尤利乌斯·凯撒》，入场费一美分。同学们都羡慕坡的体育才能——他是一个清瘦敏捷的赛跑选手和实力强劲的游泳选手——但对他的戏剧天赋会如何发展则不太有把握。 ………… 尽管如此，他挑中的大学新生宿舍——吉祥的13号房——对他而言是一个新的自由天地，艺术的圣殿。在简朴的木质家具和摇曳的牛油蜡烛灯光中，是伏尔泰的《古代史》，那是他从学校图书馆借来的，还有一本价值不菲的插图版《拜伦勋爵诗集》。坡依照那本诗集中的插图，在宿舍天花板上画了一张真人大小的拜伦肖像，当时离这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死于希腊民族独立战争只有两年时间，十七岁的坡以此向这位丑闻缠身的艺术家的光荣捐躯致敬。 可他在宿舍外的丑闻就完全不同了。学校的环形大厅在建设中，图书馆的书籍也还没有登记编目。杰斐逊创立了一个思想格外超前的教学实验——学校课程可以自由选修，并采取学生荣誉制度进行自治。结果是，在坡读书期间，这里与其说是乌托邦，不如说是一个蛮荒的大自然。一名弗吉尼亚大学学生在打牌时抡起马鞭抽打同学，而另一对学生则怒不可遏地相互诋毁。坡曾就此惊讶地写道，“大学里的每一根柱廊都贴满纸条，白花花一片”，全是对战者们的传单。 ……… 不过，坡仍试图融入其中，他大口喝下深受学生们欢迎的桃子白兰地，一口一杯。即便如此，坡还是显得高冷拒人——或许正是因为他对自己的创作有点过于较真。他曾经向同学们大声朗读一篇短篇小说，里面有一个名叫加菲（Gaffy）的主人公，同学们就给坡安了这个绰号，令他恼羞成怒。 “我的印象是，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没人敢说了解他，”一个同班同学多年后回忆起“加菲”时说，“他总是挂着……一副悲伤、抑郁的脸，即便是笑也一副勉为其难的样子，我不记得他曾开怀大笑过。”坡身上的这一点其他人也注意到了。“他是个漂亮的男孩——不很健谈，”他的女友艾尔米拉说，“但真开起口来也会忘乎所以，通常则是一脸苦相。”或许像他有时暗示的那样，他的抑郁性格来自于生身父母和他们的悲惨结局，并因为约翰·爱伦拒绝正式收养他而进一步加深，令埃德加在这个世界上始终有点不踏实。 …………………… 他被小心地移送至新的地点，纪念碑则要等到1875年11月一个寒冷的日子才揭幕。城里的学校当天放了一天假，超过一千名巴尔的摩人从墓园近旁的集会大厅涌出来；走廊里也挤满了观众，还有从四周房子的窗户里探出身子的。除了巴尔的摩的学校教师，人群中还能看到一位身材高大、胡须灰白的名人——沃尔特·惠特曼，差不多三十年过去了，当年他还是一位年轻自信的布鲁克林印刷工时，坡就在《百老汇日报》上发表过他的诗作。和他在一起的还有一些人，他们的脑海里都回旋着对坡活生生的记忆：坡的堂弟尼尔森·坡、老同学乔·克拉克，以及约翰·拉楚伯——当年《星期六游客报》征文比赛的评委之一，而正是1833年的那次比赛带给坡**次真正的突破。 拉楚伯在讲话中回忆的那个人并不是一位阴郁的传奇诗人，而是一个刻苦、想象力超群的手艺人：他**次见到埃德加时，这个年轻人正忙着构思《汉斯·普法尔的非凡历险记》的月球骗局，迫不及待地向他描绘一个制鞋匠乘气球飞到月亮上去的奇妙故事。“他升得越来越高，*后，直到他到达天空中的某个位置，月球的引力大过了地球的引力，”老编辑追忆着坡就那个突然翻转过去的载人舱的解释，“说书人变得非常激动，兴奋地说个不停，手舞足蹈，而当那上下颠倒发生时，他为了强调而拍起手，使劲地跺脚，连我也受到了感染……他为自己的兴奋道歉，还自我解嘲地大笑起来。” 集会队伍继续走向新墓地，那里将是埃德加、弗吉尼亚和玛丽亚姑妈的安息地，让这个奇特的家庭重新团聚，而那个家是坡一生中的痛苦与安慰。在那里，众人朗诵了他的*后一首诗《安娜贝尔·李》——而那首诗的*后几行是一个艺术家安息时的道别： 于是就这样，我整夜都躺倒在 爱人身旁——我的爱——我的生命，我的新娘 在那大海边她的石墓里—— 在哗哗响的海边她的坟墓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