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高:一种力量在沸腾:a power seething

对于文森特来说，他更乐意在这里充当一位新教的世俗传道人和孩童们的要理问答老师。1878年12月他心血来潮地来到此地，如今已经过去六个月了。从荷兰语（或者佛兰芒语）到法语区，他不断向身负重压的博里纳日人伸出援助之手。他们是如此的“愚昧而无知”，却又那么“精明”且“勇敢”。他探望病人，照顾他们，和他们建立了紧密的关系。1879年4月17日，他把描绘矿区的信件寄出去的第二天，附近的一处矿井就爆炸了，造成了上百人的死亡。文森特对此次灾难表现出极度的关心，他不辞劳苦地照顾伤者。他的房东太太对此并不理解：为何先生把特意给他送去的亚麻被褥撕破来给伤者包扎？“噢，埃丝特，好撒玛利亚人做了更多好事！为何不以众人所赞美的圣经故事为典范，来帮助身边的人呢？”在阿姆斯特丹期间，文森特向提奥提到过可能存在一种难以言喻的心灵体验，那体验超越宗教和艺术之上——那是每一次用希腊语说出“就是它了！”的时候所喻指的“它”。如今，献身于这崇高而伟大的黑色天堂，帮助这些无助的人，他更加坚定了这种体验的存在。 伤者犹在，他何需这一席床被或一块肥皂，又岂敢独享这一顿美餐或一间房舍？（他从埃丝特·德尼的农舍搬到了一间窝棚里。）同样，又何需任何华丽的装饰？ 如果说每个教会的领袖都应该具备必不可少的演说才能，又有援助伤病的慈悲和自我牺牲的精神，能够为他们放弃夜晚的休息，甚至不惜为他们撕破自己的衣服和被褥，照此说来梵高先生是一位成功的布道者。 这是六个月后宗教委员会的意见。但是比利时新教教会联合会不需要圣人。文森特不得不重新谋求新的出路。在此期间，提奥短暂地来探望过他。文森特在1879年8月11日的信中提到了此事。你必须改变你的现状，提奥在和他散步的时候对他说。你现在前途渺茫，这让父母很苦恼。（德尼夫人向文森特的父母写信告知了他们文森特目前忧虑而窘迫的生活状态。）从事一个正经职业，平版印刷、木工或是烘焙，什么都行。我恳求你回到现实世界。 文森特在信中表示极度悲痛。他承认自己无法承受一直以来给家人造成的“争吵、苦恼和悲伤”，他承认自己可能迷失了，甚至暗示自己留在博里纳日，纯粹是因为不想让家人认为他是个无用的累赘。可是，他怎么能回埃腾呢？“我真的害怕回到那里。”没隔多久，他还是回去了。事实证明这是个错误的决定。回到布拉班特后，他和多鲁斯大吵了一架，多鲁斯企图像提奥一样规劝文森特，但*终变成了对长子的咒骂，这让文森特久久不能释怀。 他又一次选择了一个模糊不清的职业。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在矿井区的另外一个村庄担任一位传教士的助理。他到底帮助这位弗朗克先生处理什么工作，不得而知。实际上，1879年和1880年交替之际，关于他在做什么并没有记载。在此期间，他没有写信给提奥，而他有没有接受多鲁斯寄给他用来维持生计的生活费也不得而知。也许他投入到了绘画中，年初他表达过对绘画的渴望。（几乎所有博里纳日期间的绘画作品和寄到家里的书信都丢失了。）然而，不管是绘画还是书信，又有什么关系呢？有什么必要呢？ …… 他之后回忆在此期间做的第二件事，的确很好地诠释了这句台词。不知什么原因（也许是因为工作需要），他徒步八十英里——之后又徒步造访了埃腾的老家，在埃腾逗留期间，他绝望至极的父亲试图宣布儿子精神失常，却没有成功——来到加莱海峡省的库里耶尔，这是文森特在古皮和谢工作期间所仰慕的画家朱尔·布雷东的家乡。文森特生动地演绎了一位满脚水泡的流浪汉在画室外来回徘徊却不敢敲门的画面。返回黑色之地需要三个晚上，他一晚蜷缩在雾气迷蒙的废弃车厢里，一晚睡在杂木堆里，还有一晚睡在被雨水浸湿的草堆里。画面中的这个人已经和自然融为一体。他仿佛是逃窜的老鼠，栖息的小鸟，是那个隐喻中的“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