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回荒田

一张讣告 一
手里拿着一张讣告，坐在灵堂。轻柔的基督教哀乐萦回在周遭，十八个花圈靠在墙壁上，映照着从百叶窗透进来的午后淡淡阳光。讣告全是英文，简单明了，翻译过来是这样：
朱同珍 ，永远活在记忆中。
7月15日，星期天，下午1时。地点：科尔马镇柏树坪殡仪馆梯芬尼厅。 朱夫人生平：1930年8月出生，2018年6月25日去世，享年88岁。 朱夫人之父李维福，母何惠娴。幼年丧父，她及一弟一妹均由寡母独力抚养。朱夫人17岁那年，嫁与从美返国的朱泽群。朱先生婚后不久回美。长女秋霞出生于广州，母女在国内住了两年，又在香港住了两年，然后移民美国。
在旧金山，朱夫人学会缝纫后，工作于唐人街一家小车衣厂，不久后进入著名的“寇列”时装公司，任样板师傅25年。65岁退休。
朱夫人育有三子一女（姓名略），孙儿女五位（姓名略），曾孙儿女五位（姓名略）。
讣告的后面，附上葬礼程序，扶灵人以及“荣誉扶灵人”名单。
一切都有条不紊，可见做足准备。 二
美国的纸媒业，历来存在一个“代写讣告”的行当，布鲁斯·韦伯先生（Bruce Weber）在《纽约时报》担任此职凡八年，为年龄从11岁至104岁的上千名死者及“准死者”写过讣告，他们之中的大多数，都是难以举出“特别之处”的普通人；另一些则不同凡响，如某男子，有一座山峰以他命名，某男子劫持过一架飞机，某女士改善了婴儿的护理状况，某女士射杀了一位棒球手。一些人活得久，事业辉煌；有的死得匆忙之极，报社猝不及防，只好加班赶写讣告。
韦伯还说，写讣告并非一律是人死了才动笔，不少是提前写的，叫“预稿”，这样做，时间充裕，自然字斟句酌，典雅而精炼，能较全面、准确地介绍对方的生平。而去世日期空置的讣告，迟早会等来“那个日子”，绝不会落空。职是之故，韦伯说，假使他本人归道山数月乃至几年之久，但由他署名的讣告仍陆续刊出，不足为奇。
我不知道朱同珍夫人的讣告出于何人之手。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它都算得无懈可击。岂止讣告，已臻“米寿”（88岁）的朱夫人，也是“善终”的典型。中国人推崇“寿终正寝”，按古人成例，所谓“正寝”，是在家里“正中的房间”去世；在她的家乡，这房间指村屋的厅堂，但此语只适用于男子。她未雨绸缪，不劳动儿女，把后事预备得妥妥当当。
早在20年前，她就为丈夫朱先生及自己购下墓地，彼时才花数百元，如今涨价数十倍，穷人未必“死得起”，这不算特别；她从50多岁起，就把夫妻俩的瓷像也安装在墓碑上方，就相当罕见。比她年长十多岁的丈夫去世后，每年春秋二祭，她去扫墓，总看见不明就里的扫墓者给她的“墓”插上鲜花，她喜不自胜，一次次地对朋友夸耀：“我提前享受祭祀，比你们福气！”她退休以后，身体状况不错，直到80岁以后，糖尿病失控，才走下坡。去世前四个月，我随太太去她家探望，她躺在床上和我们说话，底气虽不足，但心安理得，笑了几次。*后是因心力衰竭而撒手。 三
葬礼开始，主持人上台作开场白，亲人女婿依次发言，都拿出讲稿来，只有大儿子，读了一半，就把两页纸塞进口袋。
我一边听一边拿手中讣告和台上的英语演讲对照，不期然想起波兰女诗人辛波丝卡（WisawaSzimborska）的名作《履历表》。履历表用于“用世”，如入学、见工，讣告用于生命的终结。二者的共通处，就是陈述生平；二者的不同处，前者有所取舍，形诸这首诗，就是这样：
“有关林林总总的爱情纠葛，只提及婚姻；有关所有的儿女，只提及业已生下来的；和你息息相关的人，并不只你所认识的那些，可是谁对此在乎？旅行次数再多，也只提及出国的。被哪些团体吸纳要列出，但不必提及你‘如何加入’。奖项不能遗漏，但不用提‘怎样获得’。你写时须持这样的心态：好像从来不曾自说自话，也一直和自己保持距离。至于你的狗儿、猫儿、鸟儿、诸般被灰尘覆盖的纪念品、朋友，乃至梦想，哪怕再多，也不值一提。”
讣告虽没有这么多穷讲究，然而，二者都太简略，太“中性”，乏人之所以为人不可缺的体温。人的一生，哪怕平庸之极，在亲人的心里，总留下或深或浅的印记。这些有血有肉的细节，难道要和灵柩内安卧的人，被埋进六尺泥土以下？
且听听朱夫人大儿子的“即席发挥”： “我那年六岁，一家人去里诺赌城玩。爸爸的赌瘾来了，走进一家赌城里面和老虎机搏斗，把我们扔在赌场门口。我和弟弟、妹妹乏了，妈妈在地上铺一件她的夹克，让我们躺下来休息，不久，四个人都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不知道过了多久，输光的爸爸回来，把我们一个个摇醒。忽然，爸爸惊叫：‘奇了，谁放的？’我揉揉眼睛看，原来，身边有一二十张钞票，一块钱面额的居多，也有五块的。问妈妈哪来的。妈妈说，怕是进出赌场的人以为我们一家子无家可归，发了善心。”顿时，前排响起笑声，不大，不整齐，然而有点不合时宜，教人吃惊。我抬高身体看去，来自从朱夫人的孙儿女们所占的两排座位。
接下来，是模样酷肖乃父的老二，长相英俊的老三。老三说了几句，就开始擦眼睛。他说起，他高中毕业那年暑假，在唐人街被朋友拉进一个帮派，夜里群聚胡闹，母亲怎么劝说也不听。直到有一天凌晨，他喝得醉醺醺的，回到家，推开门，只见玄关前端坐着母亲。母亲只说了一句：“我发誓，要坐到你回家！”从此，他痛改前非。
这些琐屑的故事，讣告不能容纳，他们只存储在别人的记忆里。讣告说：“朱夫人活在记忆里。”词句省略了“我们”。我太太作为朱夫人长达二十年的同事，也知道了她一些故事。例如婚事：1948年，她是不懂事的黄花闺女，初次相亲，偷看了朱先生几眼，嫌他太瘦，八字眉，背有点驼，说不愿意。她母亲查了朱先生的家底，祖上传下，在广州西关有八间铺子，对女儿说，嫁吧！值。“我嫁的就是那些带骑楼的房产。”朱夫人退休前指着一张黑白照片，对我太太说，语调没有伤感，带着对命运的调侃。我还注意到，朱先生有一个亲弟弟，终生单身，一直和哥嫂同住。因朱先生不喜交际，沉默寡言。朱同珍参加同乡会的年会也好，亲友的红白大事也好，小叔子总陪伴在侧，兼当车夫，于是，乡亲圈或多或少有闲言闲语。朱同珍*后的岁月，丈夫早已物故，儿女住在别处，相依为命的只有小叔子，送终的是他。此刻他也在灵堂，但蜷缩于角落，并没上台。难怪他，这位年轻时当清洁工，身躯魁梧的汉子，不但英语“丫丫乌”，且个性羞怯，*怕抛头露面。他的感情生活，是永远的谜团。而这些，也许是两人平淡、单调、纯然为义务而忙碌的半个世纪异国人生中，唯一的“不同凡响”；也许绝对不是，谁会在乎？
人说，家族记忆止于三代，检索自我，此言不虚。也许朱同珍稍为幸运一点，她有了第四代，这些不谙中文的“香蕉”，在灵堂听到的故事，当在童年的脑海留下涟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