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社会史与蒙古史研究

《游牧社会史与蒙古史研究》：
　　应当承认，苏联史学研究对于作为物质生产特殊形式的游牧经济的技术经济和社会组织问题，缺乏应有的重视。很难见到一本论述某一游牧民族的著作不去谈论一部分游牧民是富有的，而另一部分游牧民是贫穷的；富有的游牧民经济是大型的，而贫穷的游牧民经济是小型的；富有的剥削贫穷的，而贫穷的依附于富有的，等等。与此同时，研究家们通常会忽视以下问题：游牧业生产的大型经济是如何组织的，游牧民生产周期的特点是什么，生产周期中的再生产和积累是怎样进行的，大型经济是如何保证其劳动力的，等等。不把这些问题澄清，有关游牧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问题，有关整个游牧民族的历史问题，都会由于物质财富的社会生产这一主要问题因果关系不明，而无法得以明确。
　　阶级社会条件下牧业经济发展规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以蒙古史为例进行分析。由于蒙古史文献史料比较丰富，故马克思主义研究家早已指明蒙古游牧社会中社会结构的□主要特征及其演变的主要阶段。
　　学术界当前面临的任务是揭示封建主义条件下大型游牧业经济的活动方式。这里我们应当指出，弗·伊·列宁在考察农奴制改革之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情况时，为自己提出了如下任务：“为了大体上考察地主经济这种社会经济制度并描绘出这一制度在农奴制改革后时期的演变性质”，其中包括“……考察现代化的地主经济制度，就必须以农奴制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地主经济结构作为起点”。我们通过列宁的这一观点，可以学到解决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时应采取的可靠方法学原理。下面，我们对蒙古史文献史料作一番考察。蒙古史文献史料证明，蒙古封建主确实拥有过数千畜群，经营过大型牧业经济。试举拉施特丁叙述成吉思汗的七世祖母莫孥伦的故事为例说明之。拉施特丁写道：“每隔几天，她就让人把畜群赶来。她的马匹牲畜多得不计其数。不过，只要她从坐着的山顶看到山脚下大河边布满了牲畜蹄子印，她就会说：t都够数了。”’对我们来说，这则故事的重要之处在于，拥有大量畜群的富有游牧户确实存在，而且，这在蒙古绝非□□□□。这类情况在近代也有过。蒙古人民共和国档案馆保存着一批18-20世纪蒙古世俗封建主和宗教封建主经济状况的资料。蒙古人民共和国学者们，特别是沙·纳楚克道尔吉、策·那顺巴勒吉日等人，曾对这批材料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策·那顺巴勒吉日刊布过宗教首领博克多格根从1773-1924年间拥有的牲畜头数的变化情况。1773年，博克多格根有牲畜91253头；到1864年时，增加到118506头。据纳罗班钦寺喇嘛德洛瓦呼图克图讲，革命前仅他一人就有马2000匹、羊7000只、骆驼300峰、牛200头。伊·米·迈斯基采用和发表过许多1918年蒙古的统计调查材料，其中不乏这类有趣资料。沙·纳楚克道尔吉谈到过王公道尔吉策凌的经济状况，说他拥有15000多头牲畜；谈到过王公扎木楚霍尔洛的经济状况，说他拥有11071头牲畜；还谈到过其他一些大王公的情况。1936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小呼拉尔委员会发表过大喇嘛喇嘛格根的材料，说他在1921年革命前拥有9000峰骆驼、12000匹马、15000只羊，等等。上面引证的材料足以证明，在蒙古境内至少2000年间一直存在牲畜头数达万头甚至十万头以上的大型游牧经济这一事实。这是确凿无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