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青少年的中国文化课. 1, 了解这些难题

我们排第几？ 中国文化终于跨越了。我们不能不问，中国的跨越，在全世界是第几名？ 很多年轻朋友天真地希望在古代世界，什么都是中国**，更何况是跨越文明门槛这样的排名。但是很遗憾，中国肯定不是**，也不是第二。是不是第三，还有待商榷。 **名、第二名是谁？是巴比伦文化和埃及文化。它们两个由谁排在前面，国际学术界观点不一。我经过比较和犹豫，选了巴比伦**，埃及紧随其后。这两种文化跨越的时间比较靠近，都比中国文化早了一千多年。 巴比伦文化，也可以从地理方位上称之为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即两河文化。哪两条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这是*早流入小学历史课本的河。在中国文化跨越文明门槛的一千多年前，这里已经创造了楔形文字，建立了城邦，制定了法典，发明了耕犁，冶炼了青铜，甚至已经开始研究数学和天文学。 尼罗河边的埃及文化也跨越得早。同样在中国文化跨越门槛的一千年前，上埃及和下埃及获得了统一，以国家形态建立了法老专制，创造了象形文字，然后一步步建造了至今仍震撼人心的金字塔、女王殿、帝王谷和太阳神庙。 印度文化也可以称作两河文化，指的是印度河和恒河。就早期而言，印度河更重要。这种文化的成熟期，应该与中国文化差不多，都在巴比伦文化和埃及文化的千年之后。因此，谁是第三名，谁是第四名，常常很难定夺。但是，自从我在二十世纪末的一天深夜，冒险穿过辽阔的恐怖主义地区，来到巴基斯坦信德省的摩亨佐-达罗（Mohenjo-daro）遗址，想法变了。早在中国文化跨越门槛之前，那里居然有了相当完整的城市设施，连排水系统、浴池、会议厅、防御塔，都一应俱全，也有了青铜器和纺织业。 当然，中国文化的遗址，特别是跨越文明门槛前后的遗址，还在被不断发掘出来，我只要一听到信息就会赶过去实地考察。但到目前，我还是把中国文化跨越门槛的时间，放在第四位。 第四位就第四位吧，而我又要紧接着论定：唯有这第四位，不间断地延续到今天。 对于这个论定，我曾以生命进行体验。我冒险贴地穿行数万公里的恐怖荒原，亲自考察其他三大古文化的现场遗留，来感知各种不同的湮灭状态和中断状态。 先说我考察的**种古文化——巴比伦文化。 这个人类古文明的**胜地，是一个永久的战场。战争哪儿都会有，但是这个地方却不一样，一马平川，水草丰美，土地肥沃，似乎每时每刻都在吸引着一切掠夺者和征服者的目光。因此，这里永远是战马奔腾、杀声震天。更麻烦的是，这片诱人的土地缺少地理纵深，缺少回旋余地，缺少山川障碍，因此在频繁的战乱中就很难保存文化了。它的文字、法典、耕犁、数学，以及城邦，一次次被踩在马蹄之下。有的入侵者生怕当地人保存文化记忆，还会挖开大河的堤岸来一次次冲刷。那两条大河，即使不挖开堤岸也会经常洪水泛滥，成为战争的帮凶。因此，那儿从古到今，都充满着不安全感，永远可以听到在血泊、硝烟中流浪的凄楚歌声。 我在巴比伦文化遗址考察的感受颇为哀伤，有兴趣的年轻朋友可参阅我的《千年一叹》。 相比之下，中国文化太幸运了。在地理上，中国西北部和西南部都有世界级的高山，而北部是沙漠，东部是大海，外敌不容易入侵。内战虽然很多，但内战双方都只想把持中国文化而不是消灭中国文化，因此没有文化上的存废忧虑。而且，中国幅员辽阔，遇到战争和自然灾害也有流转和迁徙的足够空间。正是这种流转和迁徙，保存了文化。 再说第二种，埃及文化。 埃及文化的失落，*让人震撼的是人种和血缘的失落。建造金字塔、女王殿、帝王谷、太阳神庙的杰出英才们，他们的后代到哪儿去了？ 我说过，文化的*终成果是集体人格，也就是具有共同遗传因子的血脉人群。因此，法老的文化遗产并不仅仅是那些巨石和殿阙，更重要的是血缘人群。在埃及，这个话题比较悲凉，目睹一批又一批的外来人带着自己的文化长期职掌着这里的主导权。在首都开罗的阿拉伯人和亚历山大港的白种人之中，很难发现法老后代的踪影。我心中的埃及文化的人格遗产，找不到了。 在地理环境上，埃及文化倒是比较安全。大沙漠是大屏障，不容易遭受外来侵略，而尼罗河又水势平缓，与常常发生水灾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不一样。但是，长久的安定使埃及文明越来越保守，越来越封闭，越来越不在乎多方沟通。这样，埃及可以集中惊人的力量营造大量雄伟的建筑，似乎也没有发生过太多冲突，因此也不必像巴比伦文化那样早早地制定法典，因为法老的话就是法律。这一切，使埃及文化从“不必理解”变成了“不可理解”。而这种“不可理解”，正是统治者为了维持神圣光环的刻意追求。 太阳神庙巨柱上的象形文字，一直没有人完全读懂。想当年，种种文件和文告，只要那些能写能读的少数祭司一走，就立即变成了无解天书。 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文化与它形成了巨大区别。中国文化历来不追求故弄玄虚的神秘，所有的文字都是“现世通码”，力求广为传播。连甲骨文，即便在几千年后发现时也很快就被基本读懂，更不必说在甲骨文之后秦始皇统一文字的壮举了。这种企图与广大臣民沟通的思维，使中国文化不可能枯萎在一个冷僻的高处。那番易解易懂的文字语言，成了中国文化“贴地流传，生生不息”的基础。 更重要的是，与埃及文化现在已经很难找到血缘后代的特点相比，中国文化恰恰把“祖先崇拜、传宗接代”当作重要的精神价值。与古埃及的社会结构不同，中国的姓氏宗亲是很难动摇的社会基座，孔子甚至希望朝廷也能以家庭为范本。因此，中国的血缘文化永远都在，处处都在，并由此形成了中国文化的生命后裔。 从开罗到卢克索，我一连穿行了七个农业省。在那么长的路途中，我没有看到一处呈现出中国农民式的勤奋。他们种得很粗疏、很随意，收得也很粗疏、很随意。在田头劳动的人很少，但又显然不是因为实现了机械化。这个对比，让我联想到了中国农耕文化“聚族而居，紧追时令”的基本生态。正是这种生态，决定了多数中国人的勤劳、刻苦、固执、顺天、守序的共同习惯。 印度河流域的摩亨佐-达罗都城遗址，每一项都不比巴比伦文化和埃及文化逊色。但是，就像后来印度历史频频出现的骤然中断一样，这种文化不知怎么就消失了，完全没有为后人留下它消失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好像根本没有发生过一样。 印度文化在宗教、天文、数学等方面对全人类做出过巨大贡献，但它的步履实在过于变幻莫测，让很多历史学家都一头雾水。它有过太多的“对手”和“主子”，有过太多的信仰和传统，有过太多的尊荣和屈辱，有过太多的分裂和崩溃，结果，文化的灵魂散了神，混沌一片。它的很多优秀的文化就像一片片云霞一样在天上飘过，稍稍走神就找不到了。 印度文化中，那片*美丽、*高雅的云霞就是佛教。即便是在四大古文化的整体中，佛教也是唯一具有全球价值的珍宝，但在印度本土，却已在九世纪严重衰微，十三世纪彻底消亡。在本土消亡之后，佛教在世界各地流传，直到十九世纪后传回，可惜传回的也只成为一支小小的细流，未能成为印度文化的主流。主流是什么？谁也不知道。 与印度文化相比，中国文化在传承上至少有两个点不同。 **，始终保持着一个稳定的主体构架。在中国文化史上，以《周易》为起点的哲思，以《诗经》为起点的文采，代代得以流传，并在这个基础上扩大了以诸子各家为代表的经典范围，成为中国文化的主干。文事可以日新月异，但主干却是风雨不倒。只要主干不倒，文化大盘即使衰落也不会中断。 第二，始终保持着几副严峻而可信赖的选择目光，构成稳定的留存。这是从《春秋》到司马迁形成的传统，使中国文化在行进的大道上出现了优胜劣汰、高低分明、防止堵塞的监察机制。而印度，恰恰缺少他们的“司马迁”。于是，历史和想象互相不分，真实和传说严重混淆。结果很有趣，历史消亡在想象中，真实中断在传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