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博物馆:第一座公众博物馆的诞生

开场白 大英博物馆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20世纪70年代初，当还是个年轻学生读者的我**次走进连接博物馆入口大厅和圆顶阅览室的窄窄走廊（现已拆除）时，大英博物馆就融入了我的血脉。我已记不起自己来这里读什么东西，可那依然是一种新生。 那时还在入口大厅右侧的西方手稿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仍能清晰地回忆起那里的一间间阅览室。1970年，我正是在那里获允独自取阅中世纪泥金装饰绘本杰作《603号哈雷手稿》（MS Harley 603），这是9世纪《乌得勒支诗篇》（Utrecht Psalter）的盎格鲁－撒克逊版复本。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史教授罗莎莉·格林前一年时在乌得勒支发表的演讲以及和她一起现身的《乌得勒支诗篇》原件，让我兴奋不已，于是我便写信给大英博物馆，询问是否可以看看《603号哈雷手稿》。他们给了我一双白手套，将手稿安放在我面前的一方垫子上。当时一定有位管理员来来回回地监看，但我只觉得自己是在与这卷杰作单独相处。我无拘无束地翻动厚重的书页，观赏一堆堆墨绘人物，看着他们往返流连，与书法缠绕交织。手稿的彩绘极其惊艳，人物动感十足，落落大方地在字里行间翩翩起舞。他们有着惊艳绝伦，乃至做作夸张的姿态；长而纤瘦的身躯，常常连脖子也难觅踪迹。观赏、把玩和翻阅这些千年之久的书页，这种特权及其背后的信任本身就是一盏明灯，为我打开了爬梳、浸淫于幻灯片和书刊的世界之门。无论如何，这次经历直到今天都还在我心头萦绕，堪称是博物馆用途的一大存证。 就在同一时期，我访问了大英博物馆的版画与素描部，观赏了18世纪业余画家托马斯·桑德兰的水彩画。他们给了我一间包厢，这让我颇为开心。视线沿着书桌往后，便是版画与素描部的管理员爱德华·克罗夫特- 穆雷，还有他那挺拔伟岸的身躯。穆雷快速地走过另一间包厢，翻阅着裱好的素描画，以他声若洪钟的嗓音开怀畅谈作者的生平和时代。我对此有些不适，但或许我理当更仔细地听他讲话，解答我胸中的疑惑：博物馆将如何自我呈现？ 时值1972年，图坦卡蒙法老特展前大排长龙，我就是排队等待的数千人之一。为此我还特地坐上了从德比出发前往伦敦的火车。人们耐性十足地组成列列蛇形长队，在博物馆前院设置的金属栅栏间蜿蜒蠕行。我们等了一个小时（也许是两个小时），慢慢移步走上台阶。那里有一辆配备圆锥形纸袋的冰激凌贩卖车，还有一座移动咖啡馆，但给人印象*深的莫过于一起站立静候的人们：男士西装革履，头戴圆形礼帽；学生穿着牛仔裤；孩子们在栅栏之间晃荡，家人陪同在侧；还有我。 *后，我在昏暗的展览室与图坦卡蒙幼王本人四目相对。他全身闪耀着反射的光芒，置身于其间的玻璃橱柜也恰好合身：这是一座小型坟墓，也是他在沙中长墓沉睡之后的长居之所。自许多个世纪之前在帝王谷下葬以来，幼王就一刻不停地向外凝望；三千年，在黑暗中。幼王的求恳者和仰慕者的体重，压得临时阅览室的地板咯吱作响。身为他们的一员，我也向幼王默告一番，然后起身离开。 *** 博物馆并非凭空出现，像其他所有生命形态一样，它们也会演化，哪怕是一家貌似已然完备的博物馆也是如此。比如伦敦的华莱士典藏馆，一开始是以私人收藏室之姿发展起来的，之后随着时间的变迁，遂成了国家财产。 大英博物馆就像“一块坚实的巨大土堆，遇雨苍白黯淡、光滑有致”（弗吉尼亚·伍尔夫语）1，曾经也是一团或多或少有些条理的杂乱物资，储藏在一座岩块剥落的伦敦别墅里那空旷阔大的潮湿密室之中，等待一货车一货车的物资添砖加瓦。建馆之初力求条理的努力很快归于失败，但显而易见的是，历任馆长从一开始就对管理各式各样的藏品有着强烈的责任心。尽管这份责任心饱受资金短缺和意志薄弱的威胁，但这正是一家博物馆的任务所在，也是历任馆长的职责所系：从杂乱无章中创造井然有序，从井然有序里诞育知识见闻，从知识见闻里获取对世界的理解，领悟人文、人性在大千世界的位置。大英博物馆正是履行上述价值理念的杰出典范。 各式各样的博物馆——包括美术馆，博物馆主要形式的一个变种——乃是高水准文明的标志，是公民良善的公开宣示。它认定，“关于过去”的知识、对人类愿景和人类成就的理解，都是良善政府的先决条件。一旦我们开始损蚀博物馆，就是在损蚀我们的文明基点。我们何以能从一片杂乱无章的混沌中，获致了映照人类愿景的“一块坚实巨大的土堆”？讲述这一过程，便是本书的重任。 1 开端 “我去看了斯隆医生的奇珍异宝” 大英博物馆是英式创造性思维的独特产物。其他欧洲国家当然也有富丽迷人的收藏品，但它们大多是王族、公爵或教会的私产，哪怕是允许进入参观的地方，公众也要经过严苛的条件筛选。18世纪中叶，世界上还没有一座属于民众的博物馆。然而就在英法七年战争之前，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在英国“失去”北美殖民地之前，在《改革法案》通过的八年之前，尽管有点小心翼翼，但不列颠岛的博物馆*终走出了一条“非英国典型”的革命性路径。而这种变化的催化剂，便是汉斯·斯隆爵士那充满了仁慈和思虑的遗嘱，以及英国议会之后开明且务实的决策。 1660年生于爱尔兰基利莱的汉斯·斯隆爵士，凭借其医生和企业家身份积攒了一笔财富。他年轻时对植物学和自然科学的特别兴趣，促使他前往伦敦、巴黎和蒙彼利埃，攻读了医学学位。旅行和从医则将他带到了更远的牙买加，担任总督大人阿尔伯马尔公爵的医生。斯隆手头拥有的大把时间，让他得以研究牙买加的自然志，特别是当地的植物状况。斯隆的研究成果丰硕，其中包括奎宁药用价值的发现；对当地可可豆健生饮料的改进：他收集了这些饮料的配方，并以牛奶巧克力的专利持有者身份适时赚了一笔。斯隆的巨额财富不仅仅包括上述来源，还包括房地产开发和租赁，以及他妻子在西印度群岛继承的种植园，后者使他凭借奴隶劳动赚取了大把收入。 斯隆激情满怀地收集和整理了所见所得，大胆地踏上危险至极的旅程，而这激情的表现方式则多种多样。其中一大例证，就是他描写自己在西印度群岛及沿途见闻的两卷本著作：分别于1707年和1725年出版的《马德拉群岛、巴巴多斯、尼维斯岛、圣克里斯托弗岛和牙买加岛旅行记；及上述岛屿中*后一个岛的草木、四脚野兽、鱼、鸟、昆虫、爬行动物等等的自然志，前附一段序言，介绍当地的居民、空气、饮水、疾病、贸易等；以及与邻近大陆和美洲诸岛的关系》（A Voyage to the Islands Madera,Barbadoes, Nieves, St Christophers, and Jamaica; with the Natural History of the Herbs and Trees, Four-Footed Beasts, Fishes, Birds, Insects, Reptiles, &c of the last of those Islands, to which is prefix’d, An Introduction, wherein is an Account of the Inhabitants, Air, Waters, Diseases, Trade &c of that place; with some Relations concerning the Neighbouring Continent, and Islands of America）。光是从冗长烦琐的书名就可见一斑：书名已经告诉我们自然界诸多的彼此关联，清楚地阐明了斯隆医生毕生的雄心壮志、博学多闻的求知兴致，还有他对通信交流之必要的理解。正是在如此一片得天独厚而又富饶多产的沃土上，大英博物馆的种子才得以生息繁育。单单是这个书名就已经是一家伟大博物馆创始的伟大开端，其所追求的境界亦将长久不息地考验管理者和理事们。 斯隆日益丰富的藏品，吸引了*初一批的同道中人。日记作家约翰·伊夫林曾于1691年拜访斯隆，鼓励这位当时31岁的医生撰写这本“诸岛旅行记”： 我去看了斯隆医生的奇珍异宝，它们堪称牙买加天然物产的集大成：植物、水果、珊瑚、矿物、石头、泥土、贝壳、动物、昆虫等。他还以超卓的判断力收集了几对开本的干植物标本，其中一本中大约有八十种植物，包括多种蕨类植物和禾本植物；此外，还有牙买加胡椒的枝、叶、花、果等；斯隆的日记，其他哲学和自然科学论文、观察数据，也都出类拔萃、丰富多产，足以提供一份该岛的优秀志书。有鉴于此，我对他极表勉励之意，对他的勤奋不吝溢美之词。1 从一开始，斯隆做事就尽显“有序”和“齐全”的意识。德国学者兼旅者扎卡利亚斯·冯·乌芬巴赫曾于1710年到访，斯隆带领他参观藏品。扎卡利亚斯写道，斯隆医生的每个小时都价值一个基尼：“确实，我们认为他把两点半到七点钟的时间都给了我们，让我们倍感荣幸。身为资深旅行者，他可以说是和蔼备至，尤其是对待德国人以及那些对他的珍宝有所认知的人。”2 这些藏品一开始放置在布鲁姆斯伯里的斯隆别墅——这里与今天不少藏品的家（大英博物馆）相去不远——后在1742年移往了切尔西庄园。斯隆的仆人埃德蒙·霍华德记述说，42000册藏书被“零散地装入运货马车，然后从车上扔给一个梯子上的人。此人再把书册从窗户扔进去，由站在楼梯顶部的人接住，就像人们递砖那样”。3这就是18世纪图书馆的搬迁法。 如此说来，在《伦敦杂志》（London Magazine）中读到1748年威尔士亲王弗里德里克携妻子奥古斯塔访问了切尔西庄园的消息，也就不那么让人意外了。虽然此时距斯隆去世尚有五年，但这个庞大而又凌乱、俯视着河流的建筑群，已经成为一处藏宝宫殿，收罗了世界各地的珍品： 在那110英尺之长的走廊里……美到极致的珊瑚、水晶和奇石；*为绚烂的蝴蝶，及其他昆虫；品类繁盛、堪比名贵石头的各种彩绘贝壳，以及可与宝石争荣的鸟类羽毛……接着是一幅宏伟的图景：一间间堆满书籍的屋子，其中有数百册干植物标本；一间屋子里尽是精心采择而又极为珍贵的手稿……而在楼下，有些屋子摆满了稀奇珍贵的古物，分别来自埃及、希腊、希特鲁里亚（原文如此）、罗马、英国，甚至美洲……好几种动物头角的装饰让门廊大厅熠熠生辉。4 多年以来，吁请将斯隆藏品收归国有、善加保管的呼声就一直零零散散，有时半心半意。王室的访问无疑是这股外交和政治压力的高潮之举。斯隆早在九年之前就立下了遗嘱（见附录1和附录3），希望英王以20000英镑买下他的藏品。如果英王不愿购买的话，就卖给皇家学会，再不然就是牛津大学或爱丁堡皇家内科医学院，如果还是拒绝的话，那就再逐次降序卖给巴黎、圣彼得堡、柏林和马德里的皇家科学院。倘若还是无人购买的话，藏品就将折价出售。斯隆的这份名单没有提到英国议会。 乔治二世的长子、颇具修养而又深谋远虑的威尔士亲王（未等到登基就去世了）一语中的： （威尔士亲王）对于自己受邀得以见到英格兰如此富丽的藏品极表欣悦之意，他将其褒美为国家的盛饰；亲王也表达了他的意见：藏品必将何等地助益于学问；若将其建作公共设施遗之子孙后世的话，那将多么有益于不列颠的荣光。5 亲王的意见也许触动了斯隆。当然了，与他人的交谈，他本人在自己那些蝴蝶标本、古董文物和璀璨宝石之间的深思熟虑，或许也起到了作用，促使他考量一个更有创见的方案：这便是1749年7月10日出炉的遗嘱附件。这份附件让他的藏品得以成为公共之用，就此奠立了后来成为大英博物馆的各项基础。斯隆的想法经历了演化；他听取了皇家学会和古董学会的建议，他改变了主意。 这个附件改变了一切。斯隆指定提名了48名独立理事，另外还提名了34名公职人员负责照看他的藏品，上到英王下到各级贵族，“名单内人选极其多样，难以摘出个别重点”（见附录4）。出现在斯隆名单上的任何人都非泛泛之辈，如果你是位达官显贵却落选这份名单的话，你可能会气得七窍生烟。斯隆在附件中特别指出： 我的意思是，我名下图书馆里的全部古今藏书、绘画、手稿、版画、奖章和硬币，古董、图章（等），浮雕和凹雕（等），宝石、玛瑙和碧玉（等），嵌有玛瑙和碧玉的容器（等），水晶、数学仪器、图纸和图画，还有其他所有归入这座收藏室/博物馆的藏品。它们都有尤其详尽的记述、题跋和编号，也有短篇的小传或说明、我制作的带有相应编号的特定编目：38册对开本和8册四开本。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并未加上“藏品”戳记的框饰画，理事及其继任者负责持有和保管这些藏品，直到永远。 斯隆接着拿出了他的撒手锏： 我要在这里宣布……我所说的这座博物馆或收藏室……或将不时欢迎一切具有相同参观和浏览渴望的人到访参观……这渴望可以是“尽可能有用”，或是努力满足好奇求知之欲，或是增进所有人的学识和新知。 这番文字没给那48名外加34名“人质”留下任何含糊其词或逃脱责任的空间。斯隆*后用一句话将他们全部约束了起来，要求他们必须是勤勉而活跃的藏品访客，“一视同仁地细审、监管和检核藏品并管理之，一有机会就要适时访查、纠正并改进”。斯隆还坚持要理事向英王或议会提出，支付20000英镑给他活着的子孙——他不无机智地补充说，藏品的价值至少要四倍于这个数字。理事们——斯隆允许他们将核心团队缩减到六至七人，将有职责定期开会，创设“章程、规则和条例，设立并任命官员和职员，负责出席、管理、保有和永久传承我所说的博物馆（或收藏室）及其附属建筑，分别支付给他们理当令他们满意且必要的薪金、报酬或是津贴”。斯隆相信，如此一来就将保有并传承“我所提及的收藏室或博物馆，以一种他们认为*有可能遂我之意照顾公众利益的方式”。 其他利益方也开始积极参与进来。古物收藏家兼政治家罗伯特·科顿爵士（1571—1631）的后人数十年来都忧心于家族那些独特而又尤为重要的藏品的状况，这些前宗教改革时代的手稿、国家文件和古物，正堆在威斯敏斯特宫附近的科顿府里日渐朽坏。路易十四曾为这些藏品开出六万英镑的高价，并附赠科顿的孙子一个法国贵族头衔。其中的手稿包括8世纪的《贝奥武甫》（Beowulf）、《林迪斯法恩福音书》（Lindisfarne Gospels），以及《大宪章》四份抄本中的两份。曾经受命在威斯敏斯特筹设一座新图书馆的克里斯托弗·雷恩爵士，曾警告首席财政大臣格多尔芬勋爵说，科顿府内保管藏品的那间屋子“已是破烂不堪，没法再进行大修了”。6而1731年的一场大火造成部分手稿受损乃至烧毁，也引起了骑兵卫队官阿瑟·爱德华兹（死于1748年）的注意。爱德华兹本人拥有一座图书馆，藏有两千种英语、法语和意大利语书籍。他将这些藏书捐给了科顿后人，出资七千英镑建了一座新图书馆，来永久保存科顿和爱德华兹两家的藏书：“这么一座大房子或将尽其*大可能，*大限度地保护图书馆免于一切意外事故。”7斯隆非常清楚科顿手稿的毁坏情况，他不想让这一幕在自己的藏品上重演。 1748年12月，这幅精绘挂毯的第三要素出现了。波特兰公爵夫人玛格丽特·卡文迪许·本廷克（哈利小姐）得到报告，保管她祖父和父亲两代牛津伯爵（罗伯特·哈利和爱德华·哈利）八千册藏书的图书馆正饱受房间潮湿之苦。这座图书馆位处梅菲尔区的多佛尔街，在总共97个书架里，绝大多数放在较低架子上的书，都出现了“底部发霉”的状况。 到18世纪50年代初，斯隆、科顿和哈利藏品的命运已经到了临界点，英国*高决策层对此也心知肚明。常常被人忽视的爱德华兹图书馆再一次寻觅新址。对于官员的仕途而言，丢掉一处藏品也许还能应付；两处可能也是勉强能行；三处那就不可想象了；四处全失堪称匪夷所思。于是官家就将它们合为一处，以一个问题解决另一个，并迅速付诸实施。斯隆将整个英国缚手封口了。 斯隆在1753年1月11日去世后，积极活跃的理事就发表了一份面向国家的意向声明，希望能博得一份议会法案的加持。这份声明于6月7日得到了王室御准，此时距离斯隆去世仅六个月： 此法案允许购置汉斯·斯隆爵士博物馆或收藏室，及哈利父子手稿集收藏室，为之提供一座总储藏处，以便更好保有且更便于利用前述藏书、科顿藏书和其他。8 这项法案干脆利索地将斯隆、哈利、科顿和爱德华兹的藏品合为一处，而且*重要的是还给未来的扩张留出了余地——“和其他”。这个国家一下子拿到了规模庞大的一捆捆文献，类型涵盖了未曾辑录的文献、王室文件、政治文献、教会文献、文学和历史文件，它们都适时得以免于腐烂和啮齿动物的利嘴。 英国议会别无选择，只得批准这一工程的两万英镑预算，即“大不列颠的法定货币”，但这其实有一定的误导性，因为这笔钱并非政府拨款，而是发行彩票募集的资金，用作支付给斯隆家人的象征性报酬。这笔钱“补偿并全数付清”了这些藏品之价，以及借用斯隆“庄园宅邸和花园，及其附属建筑……以及水源，直至前述收藏室或博物馆找到更方便存放、更耐火、更安全、临近主要公众度假胜地的地点迁入之前”的租金。 如此一来，借由斯隆的遗愿和议会的行动，藏品的所有权就授予了信托。理事的职责乃是保有、增长、展览、研究、解读这些藏品，俾能传之子孙。实际上没有人拥有这些藏品，但所有人也都拥有它们。现在，议会已经好整以暇地接管这些藏品了。斯隆的理事们先要自我解散，使王国的三大社会阶层——教士阶层、统治阶层和平民百姓介入，其中特别排除了王室。这么一来，大英博物馆的三大领衔理事便是坎特伯雷大主教、上议院大法官和下议院议长。除此之外还有17名供职的官方理事，主要包括财政大臣、皇家首席大法官与斯隆、科顿和哈利三家的代表理事，每个家族两人。自此，这种“家族理事”也在后来大宗私人藏品进驻的时候，成为大英博物馆的一项理事门类。公允地说，大英博物馆从一开始就积累了浓厚的官僚作风。 管理藏品的诸“基本原则”指引着斯隆起初的理事，也导引着作为一个整体的大英博物馆： 1. 藏品必须通盘保留，不做一分一毫之缩减或分割。 2. 藏品之一体保存，以为公共用途和公共利益之用。本于立遗嘱人之意愿和目的，公众应被一视同仁，当在规定及方便之时，依照议会认定之合理约束，自由浏览并详察藏品。 上述两条乃是通用原则。第三条也很快出炉了： 3. 情势若有需要，理当做出*为裨益和*有利于公共需要之决定：将藏品从当前暂厝之切尔西庄园宅邸一体迁出，妥置于伦敦城或威斯敏斯特或市郊之新觅基址。9 议会展现的雄心和行政能量，让波特兰公爵夫人格外愉悦，因为她十分关心哈利藏品的未来。公爵夫人告诉下议院议长：“您的主意真是又恰当又喜人，据我所知，正符合我父亲的意愿。我对此格外满意，愿意尽我所能地做出贡献，俾能便于博物馆的成功。”10波特兰夫人堪称大英博物馆的助产婆，她的价值极大。而且她也是同时代的女中翘楚，行事利落、聪慧无比、交游广阔，不但控制着多笔地产和财富，也是博物学珍品的重要收藏者，更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具有影响力。从孩提时代开始，波特兰夫人的成长就服膺约翰·洛克的诸原则。11有这么一位仙材卓荦的公爵夫人在座，其他理事几乎都可以坐享其成了。 至此，大英博物馆的组织架构和法律基础皆已完备，且完全遵从斯隆医生的遗嘱。后者曾经强调，他的藏品或需“有益于人类，一体保管，不被分割……它们或可服务*大规模的人群，物尽其用……努力满足好奇求知之欲，或是增进所有人的学识和新知”。正如斯隆医生在别处写的那样，“人越探索便越懂得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