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的抗争

那一整个夏天，我感觉自己状态极佳。这不仅仅是因为一年一度的音乐会——还有全国非裔美国人会议、“艺景”艺术节、社区中心不定期举办的活动、清真寺婚礼，我们都受邀携鼓去参加。敲响金贝鼓的时候，人们不再正襟危坐。姐妹们在走道上跳舞，其他地方的嬷嬷们跳上舞台。身着紧身牛仔裤的丰满女人会一跃而起，有力又优美地舞动。十几岁的舞者会在得到暗示前冲出去，基比比嬷嬷根本拦不住。当我上台独奏的时候，会看到家人的面孔——大比尔，他鼓掌，挥拳，往舞台前面那堆钱里放进几张钞票。有时我会向远处看，寻找我的父亲，他闭目点头，任由鼓声倾泻全身。 我本可以永远保持这个状态，在巴尔的摩各个角落敲着鼓进进出出。我不知道这样会通向何处，但是我本会睡在暖风出风口上，穿着破旧的衣服和工装裤，在查尔斯街摇晃我的杯子，在教堂的地下室吃饭，如果我只是顺其自然的话。我的天赋不是很高，我知道自己会永远只是个帮工，一个给别人的辉煌演出做陪衬的表演者。但我热爱打鼓，劲头十足，我对此并不在乎。 那个夏天我让艾伯妮去桑科法参加课程。她试着跳舞，我取笑她，因为她几乎无法系住披巾，也赶不上拍子。她只是笑笑，戳戳我的手臂。后来，我们走下码头，去电影院，又去汉堡王，争论《街区男孩》《威胁》。我们仍然是正值青春的少年，所以总是在电话里*亲密。有一天深夜我向她道歉，告诉她我本应该牵住她的手，我本应该对所见所感更坚定不移。但我们都已尽力了。在那个年纪，那种深深的吸引力，那些威胁着你的开放未来的事物可能会让你战栗，可能会劫持你的时间，但更强有力的是泛滥的恐慌，那种当她仅仅只是向你走来时你体会到的裸露感。 大约在6月的时候，热浪席卷，随之而来的还有关于我真正的未来的愿景。我在黎明时分醒来，看到我的母亲在屋后，朝着南方的霍华德大学祈祷，然后研磨兔骨，收集草药，低吟咒语。即使我被开除、打架、无所事事，她依然没有丧失我能去往霍华德大学的信心。我不能理解的是，她相信那是我应得的，相信无论我在高中做了什么，我也仍然拥有见识霍华德大学的权利，去找到我在伟大的黑人大都会中的位置。我的父母有两副面孔，对着我的时候，他们冷酷无情。他们宣讲堕落儿童之书——戒律一：儿童永远不会领情。满十八岁，便车就会停下，我被丢弃于混乱的世界之中。但在他们的私人时间里，他们是温柔的，臣服于爱。他们批判自己的教养方式，绞尽脑汁、想方设法去帮助自己的孩子取得进步和成功。 她仍然在特区工作，每周她都会不打招呼地出现在招生办，查询申请进度。那年6月，霍华德大学发来消息说想要看我的*终成绩，要我再交一封推荐信。妈妈感觉阻碍变小了，便继续发动攻势：晨祷，定期上门拜访，报上爸爸的名字以及另外三个当时有的已经毕业有的还在读的孩子的名字。 厚厚的邮件砸了进来，如同盲区的左截锋。当时我正在享受人生中的那个夏天，到了那天，我走上坎普菲尔德山，把鼓装在袋子里，用带子捆好背在背上，我正查看邮件，然后就看见这个又大又沉的信封，我把它翻过来，注意到上面盖有霍华德大学的印章。看在加布里埃尔 · 普罗瑟的鬼魂的份儿上，我想。就是它了。我在走进前门之前就把它撕开了，甚至无须打开录取信。他们不会为了拒绝你而给你寄手册和传单的。妈妈到家后，我给她看了邮件，她笑了，是那种开怀大笑，这是她所有姐妹标志性的笑法。要是她欣喜若狂，她还会跳起来挥舞拳头。无论如何，这是她表达认可的方式。在我以前的整个人生中，我除了阻碍自己的出路之外，还做成了什么呢？ 在我*初觉醒的时候，霍华德大学看起来是合适的，是能将我领进艾尔-哈吉 · 夏巴兹的精神队列中的唯一地方。但是，随着一个个失败的年份流逝，我逐渐看低了自己，一度到了甚至不觉得会有大学愿意录取我的地步。没错，霍华德大学距离我只有一个小时的路程，巧克力城也有鼓手。但我在这里感受到的联结超越了音乐：这是一个封闭的社区，一个紧密的生活圈，即便在我外出多日后，它也会在我身体里回响。我那时就知道我永远不会再像这样爱上什么了，没有什么那样健康，同时能让人感到那样诱人、丰富和完满。 我对我的父母说，我要去摩根州立大学读书。他们坐在我父亲的办公室里，我的母亲谈了一通机会和责任。爸爸靠坐在椅子上，面带标志性的冷漠表情，静听我和妈妈争论。*后，他手扶膝盖说道：儿子，这是你的选择。你长大了。你可以自己拿主意。 我走出办公室，面露傻笑。我至今也想不明白，那时我怎么会觉得自己获胜了，怎么会认为自己能够赢过母亲。我实现了大逆转，但还没到配得上拿奖学金的程度，我的父母仍然需要给我付学费。我是迅速增加的那群孩子中的一员，我们的家庭为了给我们提供财务支持想了很多办法，但这些努力对缴纳那战争军费一般的学费来说还远远不够。 我们又谈了两次。**次，爸爸继续谈了关于选择的谜题。儿子，这仍然是你的选择。但你母亲是我的女人，而且，儿子，她很有力量。我想她是对的，但你长大了，你可以为自己做决定。我正在试着让你明白这一点。但你的母亲，儿子，你的母亲有力量。 我想去摩根州立大学。我告诉他。 好的，儿子。 但是，到了下一周，他又反悔了。我们又到了他的办公室里，我的母亲脸上挂着那种“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的浅笑。这次对话很简短。 爸爸：塔那西斯，你不能去读十三年级。 就这样，事情解决了。又一次，我被从家中放逐出去，前往霍华德。 或者说，这是我所看到的。事实上，我离十八岁只有几个月了，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我为要离开巴尔的摩而气恼，父母的愿望就成了一个便利的借口。那时，我还不知道，这就是生活：你刚弄明白一个世界的几何结构，它便悄然溜走，忽然之间，你的身边再次布满了陌生的形状、不可思议的角度。 但是，我从塑造我的世界及其所有陷阱中挺了过来。在泰奥加，老朋友们的情况传到我耳边。他们的命运烂俗到令人恼火。就连那些头脑更清楚的人都坠入了阴影，成为一些学者手中冰冷的统计数据，那些学者观察我们的街道，拉起自己的窗户。我仍然披着疑虑的斗篷行走。我会在一个早晨醒来，然后一切就像是这样——是时候起而革命了！或者也可以裹着破旧衣服，睡在暖风出风口上，永久地退入我从童年起就在试图召唤的幻想世界中。 我把*后一周花在结束这一切上。我和我的桑科法兄弟们演奏了终曲。我们因为鼓点不够紧张激烈而争执。我们说这不是结束，说我不过是去一趟周末的通勤地铁就能到的地方。但我已经感觉到了距离。我郑重其事地与艾伯妮告别——在电话中。我带一个十几岁的舞者去看了一场抒情爵士。我在理工学院认识的另一个女孩在我离别的前一晚来看我。天气预报员预告说会有流星雨，但会被重重阴云遮住，当我们抬头去看的时候，我们能看到天空闪闪发亮，就像闪烁着没有雷声的暴风雨中的闪电。她肯定给了我一个礼物。我们在我房间的后阳台聊了一个小时左右，然后她起身给了我一个拥抱，坐上一辆蓝色小货车离开。 第二天早晨，我把箱子和行李箱搬到前门。乔维特和我的父母坐在餐厅的桌边。桌子上摆着乔维特准备的各种礼物：整套的螺丝刀、灭火器、手电筒、几包避孕套。不发表一通演说，爸爸是绝对不会把东西装上车的，但我完全不记得他说了什么。我心情矛盾：有摆脱父亲掌控的狂喜，有即将失去兄弟们的悲伤。 我们出发，驶下坎普菲尔德山，上利贝蒂路，到环城高速公路，沿95号公路，抵达新世界。我们在乔治亚大道边看到了大比尔，他坐在霍华德广场塔楼前的矮墙上，他曾经在那里开火，举枪射向夜空。现在那儿就是我的家了。他和两个朋友坐在一起，戴着渔夫帽，穿着卡其色短裤、白T恤、添柏岚靴子。他从来没有看起来那么安逸自在过。我们停车的时候，他正坐着聊天，样子散漫，透着巴尔的摩绝不允许的那种闲适。那种保护了他，也许还在 墨菲家园那段日子救了他的曾经的愤怒已经消失不见，留下的只有我父亲、我的民族想要的一切。他成了一个真正的男人。 当我在霍华德大学朝圣时，我的父母并没有开一瓶有年份的葡萄酒，也没有休假。我不是*后一个孩子，却是那危险的一群孩子中的*后一个，我是那七年里的第六个孩子，生于欲望、狂乱的变量和飘荡于风中的不定未来之中。现在，在近二十年中的**次，有了反思的空间。既然伟大的劳作已经告终，既然他们已为孩子们将那个可卡因时代挡在门外，那么，现在他们的身份是什么？ 我的小弟弟梅内里克还在家里。但是空气和水已经不一样了。他有《世嘉创世纪》，他进了福斯塔夫中学。他唯一的恶习是看《新机动战记》。他不是一个漫游者或叛乱者，他很沉稳，拥有那种我一直想要拥有的日常审美趣味。他大部分时候都很安静，周末会和我父亲一起去看外国电影。他几乎不记得泰奥加，而坎普菲尔德，我在莱梅尔中学的时候祈盼的那种西方乐土阿瓦隆，是他长大成人的地方。 对他来说，对所有人来说，旧规则正在消逝。我离开前的一个月，桑科法在伍德劳恩的一个小公园组织了野餐，庆祝独立日。那是我父亲的生日，但我们从未庆祝过那个日子。老爹们和嬷嬷们拿出土豆沙拉、烤火鸡汉堡和素热狗。就在那个夏天，超级酒鬼水枪非常风靡，我不曾拥有过那么好的水枪，因为在我们那个年代，有太多孩子堕落，那种玩具就成了受奴役的八十五年的象征。那一整个下午都在爆发“枪战”。有些傻瓜在背上捆了两个水箱，四处扫射，似乎手里拿的是喷火枪。我抓来别的什么人的双管霰弹枪投入战斗。在交叉火力中，整个野餐都回荡着大笑，变得湿淋淋的，我看到我的弟弟，个子小小的，赤裸上身，抓着一把顶上装了荧光橙色水箱的儿童水枪。梅内里克跑过一束束的水，直到自己不再受到阻碍。这时他举起那把枪，对准一个我已不记得的目标，微笑，射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