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哲学与文化探讨

　　《巴蜀哲学与文化探讨》：　　三 蜀学与经学相结合的发展脉络　　蜀学与经学相结合，在巴蜀学术文化上，经历了发展演变的历程，巴蜀大地人杰辈出，他们的蜀学和经学思想体现了各个时代思潮的丰富内涵，为巴蜀文化及整个中国学术文化的创新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梳理蜀学与经学的发展脉络，可知其发展经历了三次兴盛时期，即汉代蜀学与经学发展的兴盛、宋代蜀学与经学发展的高潮和近现代蜀学与经学的转型与发展的高峰。蜀学与经学的结合，经历这三个阶段而形成、并发展为高潮。另有在其他阶段的流传演变和持续而不间断的发展。　　（一）两汉时期蜀学与经学发展兴盛　　西汉景帝时文翁任蜀郡守，兴学化蜀，引进儒学与儒家经学，推行教化，培养人才，使蜀学开始走向兴盛，堪与齐鲁之学相比。提升了其在全国文化中的地位，为日后蜀学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又经过后世的流传演变，蜀学*终兴盛发达，地域性文化与时代思潮相互促进，互动发展，并与经学相结合，经历了若干历史阶段的发展，蔚为大观，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显学，与其他各地域性文化交相呼应，互动交流，共同促进并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大发展。　　文翁兴学化蜀，促进了儒学在蜀地的流传。文翁本人通《春秋》，其兴学和引进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学，以及律令之学。经过文翁化蜀，使儒学在蜀地广泛流传开来，把中原儒学主流文化与蜀地固有文化结合起来，形成别具特色的“蜀学”。　　文翁化蜀以前，蜀地文化中儒学并不是主要成分。蒙文通认为，蜀地文化在文翁兴学化蜀之前，有一套自己的固有的系统和特色，并未笃信儒家的学说，比较爱好文学。如西汉一代的司马相如、王褒长于辞赋，严遵、李宏、扬雄是道家，同时扬雄也长于辞赋。司马相如的《大人赋》受到屈原道家思想的影响。由此蒙文通先生断定，在西汉时，名、法、儒、墨和六经的经师，巴蜀找不出来。所以得出：“辞赋、黄老、律历、灾祥是巴蜀固有的文化，司马、洛下都是值得研究的人物，严君平自然也值得研究。”也就是说蒙文通探求了文翁化蜀前后，延续到西汉之时，巴蜀固有的传统文化中儒学比较欠缺。尽管文翁兴学化蜀，传播了儒家思想，引进了儒家经学，但儒学在西汉之巴蜀，其影响仍然有待于推广发扬。这正是文翁化蜀的结果所致。蒙先生提到扬雄，认为他既受道家的影响，也长于辞赋。不过除此以外，扬雄作为巴蜀学者，蜀郡成都人，亦受到文翁兴学化蜀的影响，而以儒学为宗，又善于借鉴、吸收道家等其他思想来丰富发展儒家思想，不只是道家和辞赋家。　　在文翁兴学化蜀的熏陶下，巴蜀之地尚文好学的风气蔚然兴起，蜀地文化在全国的地位由此也得到了提升，以致“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华阳国志》也以“蜀学比于齐鲁”称誉之。　　文翁兴学化蜀把巴蜀地域文化与整个汉代儒家经学思潮的兴起紧密联系起来，因而其影响和意义不局限于蜀地，而是地域性文化与时代思潮紧密相连的表现。其影响和价值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与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儒学从诸子百家争鸣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这一进程直接相关，并为此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儒学经文翁的兴学流人巴蜀之地，表现在文翁本人讲求持守儒学的基本价值仁爱，又好学，通《春秋》。在治蜀期间，文翁以儒学的思想观念指导社会的治理。并派遣明达敏捷的张叔等蜀士到京师受业于经学博士。这几乎与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尊崇儒术同步。并将学成归来的蜀生安排担任重要职务，通过他们的理政、教化活动，儒学在当时亦成为巴蜀地区治理和求学的指导思想，并培养了一批学者，尚学尊儒，蔚然成风，致使蜀地风气为之一变，由原来的重辞赋、黄老、律历、灾祥，到逐步重视儒术，教化大行。并且汉武帝诏令天下郡国均设立学校，使得文翁开创的地方官学模式流行天下，促进了儒学的推广流行，其影响不仅限于巴蜀之地。由此可见文翁兴学化蜀，不仅促进了儒学在蜀地的流传，而且扩大了其在全国的影响。此后，蜀中文化氛围浓郁，杰出人物辈出，学风朴实淳厚，以儒为主，融合诸家学术的蜀学得到长足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