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人

背井离乡 在美国社会中，背井离乡并不是一种少有的情况，而是一个极为关键的因素。从定义上来说，组织人就是一个离家出走的人；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从中西部地区去往哈佛的人一直都不曾中断过。一直以来都有人离开家乡，他们的人数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是在不断增加，以至于那些留在家乡的人，经常会和那些离开家乡的人一样受到迁移者的影响。 当一个人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时，他的社交并不一定就会随之迁移。然而，如果我们同时观察地域性流动方面的数据，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两种流动之间存在一种粗略的联系。这里我们可以考虑一下迁移与年龄、教育和收入之间的关系。**个因素是年龄：虽然25～34岁年龄段的男性仅占美国总人口的7.5%，但是，他们却占到迁移者总数的12.4%。第二个因素是教育：一个人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流动性就会越大。如果一个人现在正在上大学，那么他*终很可能不会回到家乡。*近一次人口普查数据和《时代》杂志上“他们上了大学”的研究表明，迁移者的教育水平要高于那些非迁移者；而且，一个人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迁移的可能性也就越高。例如，在25～34岁的高中毕业生中，只有27.3%的人是跨州迁移，而在那些至少上过一年大学的人中，这一比例为45.5%。在那些在自己州外的大学里求过学的人中，有69%的人都不会回到他们的家乡。顺便说一句，对所有大学生来说，他们的成绩越高，他们就越有可能迁移。第三个因素是收入。正如与教育的相关性所表明的那样，一个人的流动性越大，他就越有可能处于收入较高的阶层。虽然人口普查数据中并没有按照收入细分那些迁移群体，但是，关于直邮用户的相关情况表明，地址变更*为频繁的用户就是那些收入超过5 000美元（包括5000美元在内）的人群。也有迹象表明，在这个群体中，地址变更正在变得越来越频繁。1953年，在《财富》杂志所有的订户中，有14.8%的人在这一年内更换了他们的家庭地址；1954年，这一比例为16.6%；1955年，这一比例为17.4%。 长途搬家公司保存的相关信息记录也表明，组织人有着相同的集中程度。它们*大的客户群就是从一个岗位调到另一个岗位（搬家费用由公司买单）的公司员工，这些客户占其客户总数的40%～50%。如果再加上政府部门、陆军部门和海军部门人员，以及从一家公司跳槽到另一家公司的公司职员，75%的搬迁者都是这些大型组织的成员。 * * * 这些人的存在，使得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阶级”概念变得有些界限模糊。虽然在这些人中有些人可以称得上是上层阶级，有些人则属于中产阶级，但是，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水平分组”才是更重要的。这一“水平分组”并不会让他们消除其原有的社会地位；不管想来会有多么让人郁闷，组织人彼此之间的家庭背景差异却是永远都无法被消除，但是，它们将会被取代。当组织人谈到他们同在一条船上时，他们描述的就是“水平分组”。他们会互相同化；在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上，他们都离开了他们的家乡这一事实，要比将他们分隔开的他们离开的家庭类型更为重要。 把他们聚到一起的那种输出运动，早已成为我们社会的基础。这已经不再只是某一个特别的男孩子的情况：他必须想法走出乡镇，穿过铁轨，找到一个挥洒精力的出口；现在，多达75%的乡镇年轻大学生可能都会有彼此相同的处境。他们大学毕业后会去往哪里？是否要回到家乡？律师和医生可以回去，他们在家乡一样可以发挥专长，同时赚大钱。然而，对其他人来说，机会却似乎是在别处——这一点不仅对成了空军中尉的快递员来说是这样，而且对进入杜邦公司的山村小伙来说也是如此。 美国文学一直钟爱那种故地重游或失落小镇的故事（如《不归路》《情断奈何天》《你无家可归》《迷失的女人》），这是可以理解的。那些已经离开家乡的人经常回想起他们留在那里的东西，奇怪的是，他们并没有产生一种明显的疏离感。就组织中的过渡人而言，他们觉得自己牺牲了很多，他们经常在想，那些收获与自己的付出相比是否值得。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来自那种相当富裕的家庭，回首往昔，他们会想起他们的亲友对他们的支持，想起他们祖父家豪宅上面那让人望之安心的人字形屋顶，想起他们是一个重要群体中一员的感觉。他们经常在回忆过往时说他们的家族姓氏别有一番意义。现在，这一切都已不复存在；他们很清楚，他们在当地的声望是带不走的，在这个城镇属于上层阶级，到了另一个城镇则只能属于中产阶级。 然而，在抛开这一切时，这些过渡人也得到了一些安慰。他们已经加入了一场重量级比赛，如果他们不是完全赤手空拳地走进竞技场，他们就会深深地感到，他们已经证明了自己要比那些没有进入竞技场的人更胜一筹。过渡人所共有的一种巨大的默契纽带是一种感觉（不管这种感觉是否合理）：通过迁移，他们增长了见识，开阔了眼界，这种广度将会永远拉大他们与家乡之间的差距。 一位事业有成的年轻高层管理者的妻子解释道：“戴夫和我经常想回到东井。那是一个美丽的新英格兰小镇，我们在那里度过了许多快乐的时光。但是，那里所有有点本事的人都走了。有几个人继承了他们父亲的生意，至于剩下的人嘛，我讨厌让自己听起来显得有些势利，但我确实觉得自己要比他们优秀。”他们永远也回不去了。一旦纽带断了，返回也就意味着失败。“我受够了纽约，”一家公司的一位高层管理者表示，“但我非常清楚，如果我选择回到我的家乡泰勒斯顿，他们准会认为我是在外面混不下去了，才夹着尾巴灰溜溜地跑回来的。” 即使机缘巧合公司把他们调回他们的家乡，他们也会是自己家乡的陌生人。或许他们能够重新获得他们原本可以顺利继承的当地威望，但是，如果他们这样去做，就有可能削弱他们与组织之间那种新的、现在更为重要的关系。一位初级主管这样向我解释：“公司上次进行人员调动时，我几乎是非常偶然地又回到了我出生的地方。这肯定是公司有意进行的一种安排，因为我的家人一直都守在这里。不过，我必须承认，当我知道我能加入城市俱乐部而我的老板不能时，我相当开心，当然，这只是我私心所想。如果我想在这家公司继续向上发展，我应该与之打交道的人就是公司办公室里那帮人。”另一个人说：“太奇怪了。在这里，我得到了一种很多人都愿意出大价钱才能得到的社会地位，可是，我一进入这家公司，也就不得不放弃那些地位。我们显得有点落魄，在我和我的妻子看来，就好像我们根本不是在这里出生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