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者之书

在《第三帝国的语言》**章，克莱普勒道出写作此书的内在动机：“在我的日记本里，LTI（第三帝国的语言）这个符号*初是个语言游戏，带有模仿戏谑的意味，然后很快就作为一种仓促的记忆的紧急救助了，作为在手帕上系的一种结扣，没过多久，它又成为那全部苦难岁月里的一种正当防卫，成为一种向我自己发出的SOS呼叫。”作为20世纪上半叶在德国境内的犹太人，克莱普勒凶险的境地一望而知，事实上他只是因为妻子是雅利安人，才*终幸免于难。在整个纳粹统治的十几年间，克莱普勒亲历了犹太人所受的侮辱和虐待，而且因为这本在德国六十多年间出版了三十多版、售出四十万册的《第三帝国的语言》一书，克莱普勒成为纳粹暴政*有名望的见证者之一。 克莱普勒青年时代在慕尼黑、日内瓦、巴黎和柏林修读哲学、罗曼语文学和日耳曼学专业。1920—1935年任德累斯顿工业大学罗曼语文学教授，1935年因其犹太出身被解聘。克莱普勒的求学和教学经历对于日后写作《第三帝国的语言》有重要意义，使他对语言有一种职业性的敏感，克莱普勒后来说那些年记下的日记对他来说起到了平衡杆的作用，“没有它我早已经摔下去上百次了”。问题是，如果不是一位语言学者，谁会想到在对纳粹语言极端冷静的审视中将自己暂时带离悲惨的境遇呢？那是逃避吗？不！那是对生命的渴望。在感到恶心和渺无希望的时候，在机械工厂无尽的荒凉中，在病人和死者的床边，在一个个墓碑旁，在极端耻辱的时刻，对语言的审视像是一层铠甲保护着已经非常微弱的生之希望。许多时候，当我们冷静地凝视自己的伤口时，疼痛的感觉会减轻，而对于克莱普勒而言，审视语言就有这样的作用。同时，这也是一种*深沉的反抗，因为在克莱普勒的意识深处是对纳粹语言的厌恶：也许明天它就会有所不同，也许明天你对它的感觉就会有所不同。这种隐隐的期待将克莱普勒凌驾在他自己的境遇之上，*终维护了内心的自由。 如果说语言就是世界，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对于语言的极端敏感正对应着作者对于世界的犀利观察，克莱普勒的信念是：一个人说出来的东西有可能是谎言—但在其语言风格中，他的本质会暴露无遗。那么，与其说克莱普勒在纤毫毕露地展示纳粹语言的荒谬，不如说他经由语言的分析极其准确地捕捉到纳粹事实上的残暴。 刚开始的时候，当克莱普勒还只是遭到轻微的迫害时，他想到的是避开它—避开那些橱窗里广告牌上旗帜上的粗鄙语言，他埋头沉浸在自己的职业中，全神贯注地写作18世纪的法国文学。是啊，状况已经够糟的了，为什么还要用纳粹的文字破坏自己的生活呢？如果偶然读到一本宣扬纳粹的文字，读了**段，克莱普勒就会将它扔到一边。街上若有什么地方响起希特勒或者戈培尔声嘶力竭的怪叫，他就会绕一个大圈子避开高音喇叭。可是逐渐地，克莱普勒被禁止使用德累斯顿大学的图书馆，被扫地出门，被送进工厂。此时，作为一名语言学教授，他唯一可以研究的材料只剩下时代的语言，也就是他每天在报（当然只可能是纳粹报纸）上看到的文字，每天在街上、在工厂里听到的说辞。逃避再无可能，情势使克莱普勒只能直视这一堆令他作呕的腐烂的语言材料。 起初，克莱普勒是抱着学术研究的心态去记取生活中遇到的那些纳粹语言材料的，因此他在笔记和摘要里总会留有类似这样的注脚：“以后确认！”“以后补充！”“以后回答！”但是在战后开始着手整理这些笔记时，克莱普勒意识到寻求纳粹语言的语言学渊源的研究是一个太过浩大的工程，远非他一人所能完成，同时他也对自己在**时间所做的记录抱有信心，相信它们总有其价值。今天，我们看克莱普勒对于自己作品的认知，感觉他多少有点谦虚了。这些“半成品”（一半是具体的经历讲述，一半是已经进入到形而上阶段的科学观察分析）首先具有极重要的见证价值，而且由于克莱普勒是从他所擅长的语言分析进入历史描述的，这使他的著作独具一种穿透历史的深度。 作为语言学者，克莱普勒深知语言的厉害：“纳粹主义是通过那一句句的话语，那些常用语，那些句型潜入众人的肉体与血液的，它通过成千上万次的重复，将这些用语和句型强加给了大众，令人机械地和不知不觉地接受下来。”也就是说，纳粹宣传的本质是语言之毒素的渗透，这毒素慢慢渗进大众的日常用语中，令他们偏执和短视，而语言毒素*终会演变成行为上的残暴。席勒诗句说得好：“教养之语言，为你吟诗和思考。”反之，粗鄙的语言则会让你疯狂和暴戾。语言是行为的先导，有什么样的语言习惯必然会引发相应的行为，从无例外。在克莱普勒看来：纳粹语言改变了词语的价值和使用率，将从前一般的大众语汇收缴为党话，并让所有这些词语、词组和句型浸染毒素，让这个语言服务于他们可怕的体制，令其成为他们*强大的、*公开的，也是*秘密的宣传鼓动手段。如此看来，克莱普勒的工作其实是釜底抽薪的工作，他试图分离出混在德语中的毒素（哪怕是剂量微小的砷），并将这些完全被污染弄脏的词语置入群葬墓坑，长时间掩埋，有一些更要永远掩埋。 在克莱普勒之后，另一个对德语的堕落做过精深分析的学者是乔治??斯坦纳，在其1959年撰写的著名论文《空洞的奇迹》中，斯坦纳列举出德语被病菌腐蚀肌体之后的种种症状：“修辞代替了文采，行话代替了精确的通用表达，外来语或借用词汇不再被吸收进入本土语言的血脉，它们被生吞活剥，依然保持其外来入侵者的身份。语言不再使思想清晰，反而使之更模糊；语言不再直接有效地表达思想感情，反而分散了感情的强度；语言不再冒险（一种活的语言就是人脑能够经历的*大的冒险）；语言不再被经历，语言只被言说。”斯坦纳的精彩总结很像是对克莱普勒所提供的**手纳粹语言材料的归纳。而斯坦纳给出的语言治疗方案—当语言受到谎言的污染，只有赤裸裸的真实能把谎言清洗—克莱普勒早已在《第三帝国的语言》中采纳。 和斯坦纳相似，克莱普勒将第三帝国语言的基本特征归结为“贫瘠”，在十多年的广泛传播中，第三帝国的语言始终保持着惊人的贫瘠和单调，所有得以出版的报刊和书籍都在诉说着陈词滥调，尽管是以狂热的方式。克莱普勒注意到，甚至在那些被虐待得*厉害的受害者那里，在那些国家社会主义的死敌那里，在犹太人那里，到处都笼罩着第三帝国的语言，包括他们的谈话、他们的信件，也包括他们的著作，只要他们还被允许发表东西，全都一样。这个语言一方面独霸天下，一方面贫瘠可怜，而且正是这贫瘠的语言令整个第三帝国方方面面都变得单调，从而使统治和奴役变得得心应手。比如，希特勒一上台便迫不及待指认纳粹党是唯一合法政党，而所有持有和纳粹主义主张相悖观点的人则要被清除，一切变得简单明了—种族需要净化，观点需要统一，那是一个多世纪以来影响越来越大的政治园艺学思想的极致：一切旁逸斜出的东西都要被修剪整齐，一切异类则要被荡涤，其理由则是极具欺骗性的所谓的美好未来。贫瘠的语言产生暴力行为，暴力行为清除异己，剩下简单的整齐划一的世界则更容易统治。这是一切极权清晰简明的逻辑，而在这一过程中，良知和美的泯灭在他们看来则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小小代价—不！他们不会认为这是代价，而只会认为这是必需的过程。*终，第三帝国的语言唯有服务于起誓，从而几乎丧失其他的诸如告白、自语、请求和祈祷的功能。单调的语言造就面目模糊的人民，整齐的观念则助长了具有毁灭性的狂热，理性则被彻底隔离在国家生活的荒郊野外。 随着写作的推进，克莱普勒开始进入对具体词语的回忆和分析—通常这两种状态搅拌在一起，对某个纳粹用语的分析必然带出与这个词相关联的个人记忆。在第五章“摘自**年的日记”中，克莱普勒记录了1933年纳粹初步掌握国家权力时的新状况和新语言，以原材料的形式集中在一起。在写作这一章内容时，克莱普勒个人状况还比较正常—在职，住在自己的房子里，魏玛德国培养起来的法治思维仍然在左右着他的观察，他愤懑的语调里描述的几乎难以容忍的现象日后看来还只是初步症状，而在那时他视作地狱*底层的东西，在后来顶多只能算地狱的前院而已。这些早期记述反映出他作为一个正直的学者敏锐的洞察力，在7月28日的记述里，他描写了在每周新闻里一个有声的电影录像：希特勒在一个大集会上标志性的歇斯底里的怒吼，一边握紧拳头扭曲着面孔。对此，克莱普勒忍不住评价道：“真正确信自己有恒久、毁灭性力量的人，会像他那样不断地絮叨着千年大业和被歼之敌吗？—我几乎是带着一丝希望从电影院走出来的。”然而事实上恐怖的氛围已经在这一年随着纳粹的上台全面铺开：“政治上不可靠的人”被突然解聘；选修克莱普勒法文课的人越来越少，因为克莱普勒是犹太人，学生来他的课堂上甚至需要一点勇气了；也有一些善良的雅利安人在向克莱普勒表达着对希特勒政权的嫌恶。 这一切都让他对于未来抱有某种希望，当然他绝对想不到纳粹政权会持续十二年之久。在纳粹十二年统治中被频繁使用（*终被用滥）的词汇在1933年还算是初次登场，但凭借着语言学者的敏锐，克莱普勒已经捕捉到这些词所蕴含的可怕意味—“第三帝国的行话很煽情，而煽情总是可疑的”。克莱普勒发现，“人民”这个词在纳粹的行文中被频繁使用：“就像吃饭时用盐一样，给所有的东西都捏上一撮人民：人民的节日、人民的同志、人民的团体、接近人民、背离人民、来自人民。”“集中营”这个词当时还很新鲜，有一种异国的殖民地色彩，克莱普勒小时候听到过，可是它又突然重新出现，表示一种德国的机构，一种和平的设施，在欧洲土地上针对德国人而设立。所有这些都已经显露出纳粹日后那些暴行的端倪，克莱普勒像一根敏感的天线都将其纳入自己的日记，成为同时代德国人的一份杰出见证。 克莱普勒在写作中没有平均分配描述和语言学分析这两大手段，一般来说，在书的前半部分，由于他还抱有撰写一部科学的语言学著作的念头，分析的成分更多一点。后来随着事实的重压，可能也因为克莱普勒已经决定以见证作为这本书的立足点，事实描述的成分越来越多，但总体来说，描述和分析这两种手法在书中是相得益彰的。这本书*吸引人的地方应该还是那些亲历者才能捕捉到的纳粹统治下德国人生活的种种细节，它们经由克莱普勒的记述活生生地展示在世人面前，具有原生态生活所具有的扑面而来的生气和震撼力。同时，分析的不断出现又仿佛在这些事实外面包裹了一层薄膜—一方面用来防腐，一方面也是禁绝任何煽情的可能。克莱普勒对煽情很敏感，他早就因为煽情对纳粹宣传持有本能的怀疑。有时候这种分析还局限在语言风格的范畴内，比如在第十二章“标点应用”中，克莱普勒就精彩地分析了纳粹主义行文在运用标点符号方面的特点。一般人会猜想，第三帝国的语言因为其本质上是玩弄辞藻不断诉诸情感的，肯定会类似于狂飙突进派，沉湎于惊叹号，然而克莱普勒发现这一点并不明显，他给出的解释是，纳粹用那种持续夸张的态度将一切都组编成了呼唤和惊叹，所以它根本不再有必要借助特殊的标点符号—哪里还能找到平实的叙述，以让惊叹语句凸显自己呢？事实上，在第三帝国语言中被大肆滥用的标点符号是引号，一种意在讽刺的引号。它的出现在于对所引内容表示怀疑，并暗示所转述的话语是谎言，比如俄罗斯“战略”，南斯拉夫的铁托“元帅”，而丘吉尔和罗斯福也顺理成章成为讽刺引号里的“国家政要”。 随着写作的铺开，克莱普勒的分析逐渐越出语言风格层面，有时甚至涉及思想史的领地。在整本书中*具深度的分析，出现在第二十一章“德意志之根”中。在这一章克莱普勒从各个角度展开的语言学分析终于涉及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纳粹主义的源头到底在哪里？是那个杰出作家和学者辈出的古典主义的德国吗？更具体的则是歌德时代的德国人和希特勒时代的民众之间存在着任何一种精神上的关联吗？怀着这样的疑问，克莱普勒在威廉??佘若（Wilhelm Scherer）所著的《德国文学史》中找到自己想要的答案：“在德国，精神生活方面的忽上忽下带有坚定的彻底性，并且往上和往下都能走得很远，无度似乎是我们精神发展的诅咒。我们飞得越高，这样也就跌得越深。”克莱普勒就此确信，在希特勒的兽性与德国经典文学以及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浮士德式的放纵无度之间存在着一种关联，而德国浪漫主义的“去界限”倾向则进一步助长了德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极端倾向。在该章末尾，克莱普勒以毋庸置疑的口吻宣称，纳粹主义和德国浪漫派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确切地说，纳粹是从浪漫派里生长出来的。纳粹主义包含的一切在浪漫派那里都已经开始萌芽：摘除理性的桂冠、将人动物化、追捧权力思想、追捧哺乳动物、追捧金发野兽。后来著名学者以赛亚??伯林和沃格林都以更缜密的学术语言阐述过几乎同样的观点，但是考虑到克莱普勒是在“二战”之后的一年半里写就此书（首版于1947年），他应该是*早将纳粹和德国浪漫派联系在一起的学者之一，这无疑是极具眼光的。 立足于词的写作，往往和诗不远。诗人的工作一般主要围绕词展开—洗涤、擦拭、打磨，直至词语生发出炫目的、让人心智迷乱的光芒。克莱普勒的写作已经显露出他对于词语超人的敏感，但和诗人稍稍不同的是，他选择聚焦的词语往往充满了污迹和黑暗，这是一些被戕害的词语，极端的意识形态和残暴的行为已经将这些勉强用来指代它们的那些词语腐蚀得锈迹斑斑、支离破碎。克莱普勒盯视着这些词语，用冷静的反讽衬托出它们的臃肿和狂妄。哦，“人民”“领袖”“英勇”“狂热”—所有这些美好的词语在纳粹的语境中都堕入深渊，正如戈培尔那句臭名昭著的“名言”所说：“谎言重复一千次就是真理。”纳粹所强调和依仗的精神作用到底斩断了词语通常和现实联系在一起的纽带，被戕害的词语飘浮着，孤独无依，仿佛更方便为那些虚妄的激情服务，仿佛更方便将其玩弄于股掌之间，甚至于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但是事物如果失去了词语的命名、厘清和区分，终将会堕入空虚的黑暗中或者陷入疯狂而不加限制的毁灭中。词语轻飘飘给人们的日常交流带来便利，但是它们有自己的尊严，一旦受到无底线的戕害，它们的反击将会是致命的，想想希特勒和戈培尔等纳粹分子的下场吧。它们有一种隐忍的气质，但是为了寻求与现实事物真实的联系，它们也会果断地扫除一切障碍—纳粹主义不过是词语清除的无数个障碍中的一个晚近的例子而已。它们执拗地抵达真实，因为在任何时代总有像克莱普勒这样的人会尊重它们、帮助它们，而戈培尔早已抱着他充满毒素的格言葬身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