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人看中国系列丛书:我在中国的岁月

　　19世纪70年代初期，我父亲离家去苏格兰的爱丁堡攻读医学博士学位。在那期间以及返回南非之后，他在南非中部城市金伯利的钻石矿当了几年卫生官员。后来，又到约翰内斯堡，在曾任开普殖民地总理的塞西尔·罗兹手下工作。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从事过医学工作。他曾经远征到马塔贝利人聚居的津罗本格拉（现在的津巴布韦），与另外一位随员一道，陪同罗兹去迈托普山脉，与马塔贝利人的首领会晤，并且*终达成和平协议。这些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在他著的那本书中都有详尽的描述。大约在布尔战争期间——也许是1901年——父亲到伦敦为罗兹管理财务。我认为，这次永久性的移居也许和我父亲在布尔战争中坚定不移地站在英国一边有关。而他的几个兄弟和其他亲属都站在布尔人一边。　　我出生在威斯特布恩大街二号的一幢房子里。我上的幼儿园在切尔沃斯大街，而我新近的住址在格卢西斯特大街。这条街正好在上面说的那两条大街中间。这也许让人想到某种连续性，而事实上，在我的一生中，并不存在这种连续性，更不存在地域上的天意安排。所幸，只有那些早期维多利亚式的建筑物保持了它们七十多年前的建筑风格。所有那时的私人住宅，现在有的变成饭店，有的夷为平地，就连那所幼儿园也改造成一家地毯公司的办公楼。不过，那些街道的外观还保持着原来的样子。我的记忆*早可以追溯到1905年。我父亲在罗得西亚（现在的津巴布韦和赞比亚）有房地产。记得，我因为听说我们全家都要去那儿作一次长时间的旅行而惶惶不可终日。因为据说那里的房子周围都是六英尺多高的荒草。我还知道那里有凶猛的野兽。狮子、豹子和其他猛兽成群结队地出没在离布拉约市不远的地区。于是，我预见到一种索然无味而又担惊受怕的生活。在这种生活中，人们几乎整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些身处险境的人在狮子从藏身之地跳出来之前，可能会发疯似的冲进隔壁的大门。　　实际情况与我的想象有相当大的距离，但那些想象中的情景在我的记忆中仍然那么清晰。对我们四个孩子来说，罗得西亚农场的生活绝对谈不上单调乏味。偶然还有几个惊险场面。庭院里有许许多多美丽的蝴蝶。比我年长三岁的哥哥和我对它们着了迷。我渴望像蝴蝶一样飞来飞去。一天，在自由飞翔的理想的蛊惑下，我爬到停在马厩围栏里一辆高大的拉货四轮马车的车轮上。车轮足有五英尺高，设计得足以越过非洲南部丛林地带的任何障碍。我摆好姿势，伸开双臂，口中念念有词：“好，潘蒂要飞了！”身子猛然前倾，向坚硬的地面纵身跳去。结果可想而知——重重的撞击碰坏了我的脸、膝盖和手臂，也摧毁了我那自由飞翔的信念。　　第二年，1906年，我们举家回到英国，并且在格洛斯特广场旁边的一幢房子里定居下来。新居与以前的房子依然在同一个街区。那时，我们常去海德公园或者金森顿花园散步。在维多利亚门附近，从兰开斯特门吐博汽车站向上的一道斜坡上，我**次看到置于低速档的公共汽车嘎吱嘎吱地响着，缓慢地驶向坡顶。‘这是未来的象征。这种征兆给人的感觉，与相对久远的过去给人的那种迷人而模糊的感觉十分相似。每当天气晴朗的下午，我们就动身去公园散步。穿过苏塞克斯广场的时候，从广场的一幢住宅旁总会驶出一辆敞篷马车。车上坐着一位年迈的老太太，她的衣服可能是五十多年前流行的款式。在驭者座上，坐着马车夫和一个男仆，他们都身穿号衣：帽顶有花结的黑礼帽，红外套，白裤子，长筒黑皮靴。老太太身后坐着一名身穿同样号衣的小听差。拉车的是两匹非常漂亮的灰色高头大马。更令我们兴奋不已的是，马车的后车轴下面，跑着两条没有锁链、步态优雅的达尔马提亚狗。它们从不偏离指定的位置。进入公园之后，老太太和她的护送者们乘马车览一圈风，便回到住宅。　　我对国际事件的**个记忆也发生在1906年。这个事件是日本和俄罗斯之间的对马岛海战。保姆给我和哥哥读了报纸上的一条新闻。那是关于俄罗斯旗舰*后沉没时悲壮而浪漫的一幕：“当旗舰倾侧、进而沉没的时候，舰队司令依然站在舰桥上立正敬礼。”舰桥？我不明白什么是舰桥。我知道桥是什么样子。金森顿公园就有一座桥。那座桥横跨在弯弯曲曲的河上，我们不仅亲眼见过，而且几乎每天都跨过它。可是，在一条船上，难道能有类似于桥的东西？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无疑这才是我牢牢记得这件事的真正原因。几年以后，我才明白对马岛海战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