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异质空间(1853-1911):一种文化生态的跨文化传播研究框架

　　《上海的“异质空间”（1853-1911）：一种文化生态的跨文化传播研究框架》：　　6.1.2 早期资产阶级的崛起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王权社会发展史上，有着鲜明的社会阶层分野且等级森严，一般来讲，除了居于统治阶层的皇室贵胄和官宦以外，其他民众因职业而划定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士”即前文所提及的士人，或言读书人，由于科举考试的存在，士人阶层拥有通过寒窗苦读跻身统治阶层的通道，所谓“学而优则仕”，因此居于民众之中的*高等级；“农”即农民，他们是土地的拥有者，其中也包含掌握大量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地主，在重农为主的封建社会，地位也较高；封建时期的中国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工人”出现，此处“工”是指工匠，或言手工业者，他们并不掌握生产资料，依靠技艺谋生，社会地位不高；“商”就是商人，他们被视为投机分子，“不事生产”，靠“低价贾进，高价沽出”攫取财富，在鼓励自食其力、勤劳致富的社会，并不被人尊重，居于社会阶层划分的末端。对此，《申报》有载：“中国之政崇本抑末，历代以来皆重农而抑商。”对于通过商贸活动掌握巨额财富的商人来说，斥资“捐官”是提升社会地位*快捷、*有效，也几乎是唯一的途径。　　这种社会地位格局在明清时期伴随民间商业活动的发展开始有所松动，但并未扭转。直到上海开埠通商，以租界为核心的商业逐层铺展开来，“重农”的观念开始向“重商”过渡，才为处于底层的商人带来了“翻身”的曙光。在上海开埠、租界辟设初期，来沪担任领事的外侨大多是商人出身，外侨的强势地位对华民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示范效应，有助于中国商人地位的提升。当然，这种示范效应也需要时间的酝酿和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在租界辟设之初，财富不足以“捐”得一官半职的小商人，仍在以攀附权贵作为提升社会地位的手段。如史料所载：“清季四马路一带茶寮酒肆，往往有衣服华丽之人，满口大言云：‘某观察我戚也，某总办我友也。’”这一时期，除了用财富换取地位的捐官商人，也有利用权力经商敛财的下海士绅，这就催生了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绅商”。该现象反映了“甲午战前沪地资产阶级尚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作为一个社会分层要素还未确立，虽富而仍不贵，仍需在传统等级体制内寻求升迁和包装。”　　除了游移于官、商之间而形成的具有跨身份特征的“绅商”阶层以外，上海租界特殊的社会土壤还孕育出了一个全新的社会阶层：“买办”。鸦片战争之前清王朝治下的中国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历史上曾经一度延续的对外交往也戛然而止。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具有鲜明的保守性色彩，了解世界形势、通晓洋务外语的人极少。因此，被迫的开埠通商和外商资本的涌入，带来了交流上的极大障碍。为了迅速洞悉中国的生活方式、习俗禁忌和文化偏好，以便有的放矢地开拓市场，初来上海“淘金”的外商只得依靠通晓中国国情又熟知西方语言、事务的“中介”。这些充当外商中介的群体，便被称为“买办”。“买办”群体的行事风格具有强烈的中西文化交融意味：受雇于外商的背景使其在商贸往来中遵照诸多西方商业规则，而与国人打交道的推销过程中又处处显露出中国传统的“人情”痕迹。有学者概括：“买办推销洋货不外两条途径。一是买办交由当地或其他口岸买办化华商承销；一是买办直接与内地华商挂钩。很多买办都与内地商人保持一种巧妙的联盟。他们与坐商、行商沟串一起，构成各自推销的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