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评论(三十三)

　　《新文学评论（三十三 2020.1）》：　　1984年开始作家生涯的刘醒龙以高产闻名，评论者想要穷尽他的全部作品是很大的挑战。但只要通读几部，就很容易得出一个粗略的结论：刘醒龙的小说主题形形色色，但大部分是关于男人（通常是中年男人）和他的父亲的，*动人的情节和醇厚的文字也都是关于男人和他的父亲的。或许竟是因为这一特点过于一目了然，以此为主题分析刘醒龙创作的文章并不多。湖北大学程世洲写有《“父亲”形象的文化意味》历数刘醒龙笔下父亲形象，此外的相关文章大多集中讨论《黄冈秘卷》，这部书完完全全聚焦于这个话题，并且几乎是**次让父亲一辈人的形象完全占据中心位置，追光灯都打在父祖身上，而儿子只是一个谦恭的影子。　　当然，父亲和儿子的小说归根到底是“男人文学”.刘醒龙笔下的绝大部分女性角色都是捧哏、龙套或欲望的苍白化身，“一团软嫩的肉”而已，在性别意识方面确实有应该批判的地方，也完全值得另作一文专门探讨。而本文则要将刘醒龙小说中的父子关系作为一种有意味的个人特色重点讨论，这种关系在他作品中一以贯之，是理解其思想特点的肯綮。刘醒龙的小说虽然类型驳杂，例如较早的《分享艰难》《凤凰琴》经常被归入官场小说、改革小说，而几经变化如今《黄冈秘卷》又被归入寻根小说、乡村小说。正是父子间紧密而富有张力的关系将作者不同时期、不同题材的创作穿起来、将一贯的问题意识凝结其中，也显示出他与其他官场小说、寻根小说相比的独特之处。　　如父不如子：互为对照的父子形象　　刘醒龙笔下的父子，父亲大多已过耳顺之年，而儿子则正值壮年（也有例外，例如《大树还小》中的叙事主人公大树还是少年）。“父亲”的含义也是宽泛的，例如新作《黄冈秘卷》中，“父亲”的位置上有祖父、父亲、父亲的战友王朋伯伯、叔叔老十八，甚至是风评不佳的老十一。作者自己在访谈中说：“我实验性使用了‘我们的祖父’‘我们的父亲’这一新的人称。从词义上看，‘我们’既可以是特定的几个人，也可以是很多人。我自己的用意，也不止是简单写祖父和父亲，而是由他们漫延到上几代人可以统称的父辈。”此外《村支书》中看着全村人长大的老支书，《凤凰琴》和《天行者》中在精神和物质上关怀年轻代课教师的余校长，《大树还小》中陪伴和安慰“我”的秦四爹，《蟠虺》中对后辈言传身教的学者曾本之，都扮演着一种结构上的父亲角色：进行引导，以身作则，并且展示权威。　　大部分父亲，都是刚毅木讷的老汉，是《北国之春》中闲来愁沽酒、沉默又寡言的父亲，是《背影》式颓唐、别扭、对儿子越是关爱越显笨拙的父亲。没有一位父亲能言善辩——能言善辩者大多在刘醒龙的小说中地位不高，《分享艰难》和《痛失》中长袖善舞、五毒俱全的企业家洪塔山，《蟠虺》中嘴边抹蜜、蝇营狗苟的女婿郑雄，乃至《黄冈秘卷》中重“智”轻“志”的老十一……刘醒龙警惕地使言语之巧妙与真理的颠覆、事实的颠倒和权力的拨弄相关，而父亲们则惜字如金，以智慧或质朴抵制言语的欲望纷争。沉默寡言的父亲同样很少和儿子交流，父子在相互注目的隔膜和尴尬中走过整个文本，曾经高高在上，雕像般威严的父亲更是不可避免地在垂老之时在儿子面前矮下去，像《秋风醉了》中王副馆长修鞋的老父亲一样，如同废旧的零件被儿子嫌弃、被儿媳厌恶，往往到小说*后才展露“多年父子成兄弟”的迹象。　　刘醒龙还几乎无一例外地为父亲们安排了一些极度固执的怪癖甚至劣迹——很大部分与封建脑筋有关，例如《秋风醉了》中修鞋的父亲深为儿子只生了一女，自家“绝后”苦恼，甚至糊涂到要用偏方药哑亲孙女来获得二胎指标的地步；《挑担茶叶上北京》中的父亲石望山则因为忌讳“伤阳气”而不让儿子给卧病在床的儿媳倒马桶；《黄冈秘卷》里的父祖一定让儿子按照家乡的神秘习俗叫自己“伯”……并不奇怪，这些荒唐的执念都和父子关系、男性的身份与尊严有关，父亲们对男性尊严的道德化追求，使他们用维护道德般的热情和执拗维护自己的男性尊严，将其上升到“忠孝”的高度；也用同样的热情和执拗维护他们心中的社会准则，作者在这方面的着笔少而精彩，如速写般既点出了父亲身上精神的强光，也映照了周遭人事的色彩：见不得高级轿车从大桥上鱼贯而过，甚至到不愿上街地步的父亲背后是对新贵阶层贪污腐化忘了本，“有的人长着两条腿，有的人却非要变着法生出四条腿”的憎恨：不论儿子做什么官都放不下钉鞋手艺，自己不主动收钱却因为钉坏皮鞋想要卖皮赔偿的父亲背后，是在看人下菜碟的官场之侧不论贵贱一碗水端平的自重重人；每天天不亮起来扫院子，视自己的茶园如性命而甘心冒险采冬茶上北京的父亲背后，是农民朴实的勤俭持家、劳动致富思想和对党和国家的深情和信任④。读者很容易从中指认出文学作品中并不少见的被传统浸润的朴实农民父亲形象。自市场化、城市化加速以来，尤其是在大量描写下乡父老的知青文学、寻根文学的引领下，这种具象化为罗中立油画《父亲》的，通过对照让堕落的现代汗颜的农村父亲形象，逐渐取代了“十七年文学”中充满革命意识和主体性，热情而狡黠的农村青年形象，成为大众文化和文学作品中农民想象的主流。在这个意义上，敦厚、正直、一根筋的父亲形象并不少见，但在刘醒龙笔下，这种通常被归属于乡村和传统的美德中还带有意识形态色彩，保留着社会主义政治理想的痕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