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的诗词与人生:也无风雨也无晴

乌台诗案 汉代御史府的柏树上，曾有乌鸦数千朝去暮来，后因称御史府为乌台。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从徐州移知湖州（江苏吴兴），上任才三个月，就因新党的纠弹而被押入汴京御史台狱。罪证是他的诗作，当时给了个诨名叫“诗帐”，由御史中丞李定主持，一首一首地勘问出“讪谤”的罪状；这就是宋代*大的一场文字狱，著名的“乌台诗案”。 苏轼已外任多年，新党仍不放松，这里的因素复杂得很；子由偏能一针见血：“东坡独以名太高，与朝廷争胜耳!”苏轼在仁宗时便曾作为“太平宰相”的未来人选，新党不能不忌惮他的潜力；拿神宗来说，新法未见成效，而像苏轼这样影响力巨大的人物却不愿合作，也便有惩一儆百的动机。东坡倅杭时，《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已在察访中拿他的诗集悄悄向朝廷打了小报告；而李定不服母丧，东坡责他不孝，这一私怨又激起了报复的欲望。加上东坡《湖州谢表》“难以追陪新进，或能牧养小民”的牢骚，新党便抓来作为弹劾的导火线，于是掀起鲸波。“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鸡犬”（孔平仲《谈苑》），用东坡自己的话说，“如捕寇贼”（《杭州召还乞郡状》）。捕吏依死刑犯例，问他五代有无誓书铁券可以免死；还抄家搜查诗文，害得家人只得付之一炬，劫后余存的苏轼文字，只剩下糊在灯笼上的一纸奏议。 现今我们来看“乌台诗案”所涉及的罪证，简直觉得可笑。御史们弹章中举出的例子，有《山村五绝》中的“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戏子由》的“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八月十五日看潮》的“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或是断章取义，牵强附会；或是文人的一时生感，就有怨望之意，也挨不上“讪谤”的边。但这种洗垢索瘢的罗织是很可怕的，像《塔前古桧》的“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攻击者便说是有不臣之意，与“陛下飞龙在天”对立。亏得东坡举出王安石“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的诗句，才堵住了对手的嘴。 东坡好睡，入狱的**夜便鼾声如雷，据说幸亏他没有失眠，才使神宗侦伺时确信“苏轼胸中无事”。其实东坡对这场无妄之灾是心怀疑惧的。他被逮捕时便“自期必死”，途经太湖鲈香亭时还曾想过投水自杀，因念及弟弟孤困才消了念头。他与儿子苏迈相约，狱中送食只送菜肉，倘知有不测则送鱼，苏迈有次托亲戚送食忘了交代，害得东坡一场虚惊，差点服用随带的青金丹结果性命。在五个多月的审讯过程中，他基本按照谳官指定的口径对百余条诗句作了两万多字的“供状”，承认了“讥讽政事”的罪名，就连“圣朝若用西凉簿，白羽犹能效一麾”这样的报国诗也认罪不讳。以致苏辙日后为他作的墓志铭中也不便翻案，只能用上了“托事以讽”的措辞。这是淫威和高压下囚人的自然心理，对此我们只能对中国古代社会的专制传统表示沉重的悲哀。 一年后东坡回忆狱中的情景说：“去年御史府，举动触死壁。幽幽百尺井，仰天无一席。隔墙闻歌呼，自恨计之失。留诗不忍写，苦泪渍纸笔。”（《晓至巴河口迎子由》）在“触死壁”的处境中，他还是留下了两首绝命诗。这是被后人评为“情至之言”的作品，今连题带诗抄在下面： 《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故作二诗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今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 前诗心心念念只是惦记兄弟；后一首才从自己的境遇出发兼而顾及妻儿，*末两句用西汉时桐乡乡民迎葬朱邑的典故，还表示出了对治下的父老百姓的挚念。题目中说“狱吏稍见侵”，自然是闪烁之辞；当时一墙之隔拘系着的苏颂，有诗道：“遥怜北户吴兴守（指苏轼），诟辱通宵不忍闻。”（《元丰己未三院东阁作》）苏颂关进御史台狱的案由是判狱失当，后来叫作“失入”的，罪名不算小，而狱吏们对他十分客气，还自称是他的旧属。连他都对北户传来的通宵诟辱“不忍闻”，苏轼在狱中受到的身心摧残是可想而知的了。在这样的情形下，还要颂感“圣主如天万物春”，固然是出于不得已，但更有可能是出自肺腑：肉体上受到伤害，精神上还要表示感戴，这正是专制统治下的悲剧，在专制社会中屡见不鲜的。王夫之《姜斋诗话》责备东坡不能“昂首舒吭”，因而“可耻孰甚”，这恐怕是责人过苛了。 诗案发生后，垂危中的曹太后（仁宗之妻）及大臣范镇、吴充等纷纷出言营救；苏辙请求交纳自己的官职为兄赎刑；杭州、湖州的百姓连着为东坡做了一个多月的“解厄道场”；连退职的王安石也出面说了公道话：这一切才使苏轼得以死里逃生。宋代对官员的量刑是依原官阶赎减，苏轼*后被追夺祠部员外郎直史馆、太常博士两官，责授黄州团练副使黄州安置。所谓责授官，是对贬惩官员例加的低阶，其实是没有行政权的。 “乌台诗案”还牵连打击了与东坡有诗文往来的知名人物达数十名，包括司马光与去世的欧阳修在内，使新旧朋党之争重又趋向尖锐。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已不仅是苏轼个人命运的灾难，而且成了影响北宋后期政局的社会悲剧。 朝云 东坡词中有许多写给女孩子的作品，旖旎而明朗，如“学画鸦儿正妙年，阳城下蔡困嫣然，凭君莫唱短因缘”“彩索身轻长趁燕，红窗睡重不闻莺，困人天气近清明”“香在衣裳妆在臂，水连芳草月连云，几时归去不销魂”（俱为《浣溪沙》）等，大多是为当时的歌妓题作纪念的。因为是“短因缘”，所以于“怜香惜玉”之外，常常掺拌着一种淡淡的怅惘，其实是相当于《红楼梦》中“识分定情悟梨香院”一节的感受。苏轼能选中朝云来终身红袖添香，使后人对这位风尘出身的杭州女子分外青睐。有的笔记就特意考证出取名“朝云”的歌妓不止一名，杜牧诗中有一个，北魏河间王府中有一个。其实青楼中芳名相同的现象普遍得很，秦观《一丛花》“年时今夜见师师”，有的注本便注道：“李师师，汴京名妓……”，真要是这位李师师，到宣和出风头时便不止徐娘的年纪了。 《东坡笔记》（明人所辑）载东坡退朝，吃饭后问左右侍儿：“你们看我腹中是些什么东西？”侍儿有的说是文章，有的说是智巧，只有朝云回答道：“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从这句答语看，朝云不愧为东坡的知己。这个故事提到“退朝”，当是元祐年间苏轼在京师时事，其时朝云跟随于左右已经十多年，经历了黄州贫困与干儿（苏遁）夭折的风波，对坡公的了解自然不同寻常。 朝云给后人的深刻印象，是同东坡那首著名的《蝶恋花》联系在一起的。词云：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相传在惠州时的初秋季节，东坡叫朝云唱这首词，朝云唱到“枝上柳绵”这句就唱不下去了，泪流满面。东坡笑着说：“是吾正悲秋，而汝又伤春矣！”其实两人都惹起了天涯逆旅的身世之感，又何尝是“悲秋”“伤春”！东坡这首词也确实让人百读不厌，显示了人生美好事物可望而不可即，或可即而不可留的常理；人们的生活感受，也往往是这种追求感与失落感、“多情”与“无情”并存的复合体。朝云十足是《蝶恋花》的佳人，而人们也总觉得这首词仿佛就是特意为她作的。《林下词谈》谓“朝云抱疾而亡，子瞻终身不复听此词”，我们深信不疑。 东坡原先蓄有歌女数名，招待友人宴饮时出以侑酒，戏称为“搽粉虞候”，虞候即为长官办事的公人。但有一回经历却给他很大的震动。原来东坡在黄州时，太守徐君猷对他很好，徐有侍妾数人，姿色都很不错，就中一名叫胜之的尤其出众，东坡为她作了好几首词，有“天然宅院，赛了千千与万万”之语。徐君猷去世后，苏轼又曾见到了胜之，她已琵琶别抱，跟上了张方平的儿子张恕。东坡想起故人，“掩面号恸”，胜之却“顾其徒大笑”，使人不禁寒心。当然，胜之在黄州时才只十四岁，至此也不过二十左右，阅世未深，自然不能理解老人的心情。不过她总算启发了东坡“多情却被无情恼”的感受，由色入空，因空见道，终于很早便遣散了歌女。元祐年间守杭时，舅子王箴探亲时给东坡带来两副歌板，可惜对坡公来说已成无用之物。后来黄庭坚读到了苏轼关于此事的记载，提笔题道：“此拍板以遗朝云，使歌公所作《满庭芳》，亦不恶也。然朝云今为惠州土矣。”这跋语感慨颇深；也说明在东坡后期生活中，只有朝云为他提供精神的慰藉。 朝云*富侠义的举动，是在东坡谪惠的艰危情势下，执意请求随同南行。当时由于前途生死未卜，东坡已彻底遣散了余下的侍女，朝云虽不在被遣之列，但她完全可以留在宜兴的田庄上。东坡后来在诗中回忆道：“谁言此弱质，阅世观盛衰。然疑薄怒，沃盥未可挥。”（《和陶〈和胡西曹示顾贼曹〉》）晋公子重耳曾收下五位女子“奉厘沃盥”（捧着水盆浇水洗手），洗完了便“挥之”，朝云很不满东坡的相似举动（坡公当然是出于怜护的好意），甚至生了气。“”是女子恼怒时“飞红了脸”的表情，宋玉《神女赋》及柳宗元《谪龙说》中都曾用过，词义十分形象，而东坡也确实将朝云视作了神女和谪龙女。朝云终于如愿以偿，却不幸在岭南的瘴风蛮雨中被时疫夺去了生命，东坡在《朝云墓志铭》中说她陪伴自己“二十有三年，忠敬若一”，朝云对此评语是当之无愧的。 朝云信佛。在古代社会的一夫多妻制家庭中，妻妾的一方或双方长斋绣佛是常见的，这或者是为了避免房帏中的矛盾和烦恼，或者是虔心为家庭祷福。朝云属于后者，她的佛教因缘是接受东坡影响和传授的结果。所以东坡在《朝云诗》中赞她“天女维摩总解禅”“经卷药炉新活计，舞衫歌扇旧姻缘。丹成随我三山去，不作巫阳云雨仙。”朝云去世后，东坡把她安葬在惠州栖禅山寺（后为大悲寺）中，历代香火不绝。这也是后来戏曲小说中附会朝云死作散花天女（如杨潮观《吟风阁杂剧》即主此说）的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