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向高质量发展

　　《转向高质量发展》：　　二 既是一种不得不接受的现实，也是一种规律性现象　　然而，脱出财政收支的视野局限而伸展至宏观经济全局，似又不应也不必为此惊慌失措。　　经济决定财政，这是一个早已为人们熟知的基本规律。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经步人工业化中后期。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口红利减少，向大力发展服务业的调整又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速以及经济整体增长速度的放缓。换言之，随着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速增长并进入个位数增长阶段，财政收入的增速自然会相应减低。此其一。　　当前正在经历的这一轮国际金融危机，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单纯的周期性危机，而是结构性和周期性因素相交织的危机，甚至更多的是由结构性因素所导致的危机。鉴于它主要是由全球性经济结构调整所引致，也鉴于中国经济已经与全球经济深度交织在一起，我们将不得不经历一个十分痛苦且相对漫长的深度转型调整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随着经济的持续震荡和增速放缓，财政收入也会进入一个持续的震荡期和增长速度的下滑期。此其二。　　持续多年的中国财政收入高速甚至超高速增长现象，是从1994年开始的。在此之前，我们也曾经历过持续多年的财政收入增速下降。一减一增、先减后增，30多年间所走出的这一财政收入运行轨迹，至少告诉我们两个基本事实。一是，1994年之后的财政收入持续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以往财政收入增速持续下降的矫正，具有相当的补偿性质。既然是补偿，那么，这种补偿便不会是无止境的。在补偿达到某一节点之后，它必然要回归正常轨道。二是，1994年之后的财政收入持续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1994年财税改革的产物，具有相当的改革红利性质。既然是改革红利，那么，这种红利效应便不会是持续放大的。在红利效应释放一段时间之后，它肯定要步入递减状态。这即是说，财政收入的持续高速增长，特别是高于甚至远高于经济增速的财政收入增长，都系某一发展阶段的特殊现象。只有与经济增速相适应的财政收入增长，才是常态。此其三。　　在中国的现行税制体系下，70%以上的税收收入来自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等间接税。这样一种“向间接税一边倒”的税收收入格局意味着，我国税收收入的绝大部分要作为价格的构成要素之一，附着于价格上。它既与商品和服务的价格绑在一起，既随价格的涨跌而升降，随价格的轻微变化而剧烈动荡，那么，当经济高速增长时，税收收入的增速便可能高于经济增速。当经济增速放缓或低于以往增速时，税收收入的增速便可能低于经济增速。故而，只要我国的现行税制体系以及由此决定的我国现实税收收入格局不改变，中国经济增速的下滑带来税收收入和财政收入增速的更大幅度的下滑，当属意料之中的事情。此其四。　　将上述这些一一纳入视野，可以认为，当前财政收入增速的下滑，并不仅仅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现实，而且是经济发展规律的作用使然。在某种意义上，它系处于深度转型调整期的中国经济在财政收入线索上的一个必然反映。对此，我们应当以平常心坦然面对，以“过紧日子”的理念走好今后的财政和经济发展道路。　　三打好“过紧日子”的体制性基础　　告别以往的财政收入高速增长而走上“过紧日子”的正常轨道，在当前的中国，绝非易事。因为，我们毕竟在收入相对宽松的日子里生活得太久，许多人已经习惯于花钱大手大脚，不少人已经习惯于以支出买政绩，更有人已经形成了年年瓜分“超收”、岁岁改善福利的思维定式和行为模式。在财政收入增速下滑，特别是持续下滑的背景下，若无相应的实质性举措相伴随，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极可能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