芭蕉飕飕

给路边摊留点生意 我在网上看到了一幅照片：傍晚，大雨，一个摊贩抱着他的小孩，蜷曲在摊贩车下躲雨。迟迟不愿回家，还指望有人再来光顾，想多赚几毛钱。哦哦，这场景触动了我，因为我也当过小摊贩。 1951 年我 13 岁时当过小贩，先卖缝衣针后卖针和线。向罗大娘借了五角钱作本钱，（当时是旧币，面值五千元，和当下五角等值。下文概用当今币值。）一共只能进货一两百枚针，摆不满一个摊也付不起租摊费。只能端着一个直径约一尺的竹盖，内摆大针小针，沿街叫卖：“买起，发价洋钢针 ——！”发价者，批发价是也。半年后，实力厚了点，有了十来元本钱了，才开始摆摊经营。 摆摊贩卖都是为了求生存，我是为了 52 岁的母亲和我这个 13 岁的小孩有口饭吃。我逢二五八赶十五里外的新妙场，三六十赶二十五里外的大顺场，一四七去三十里的明家场，逢九在家做农活，叫做“赶流流场”。在外吃馆饭每顿五分钱，住栈房一晚五分钱，每天要花两角钱。老母亲居家，每天要一角钱。也就是说我每天必须挣三角钱母子俩才能活下去。而零售缝衣针的毛利率大约 60%，我每天*少得卖出五角钱。怀着求生的渴望，期待那一个又一个的买主。到散场时，如果我还没卖到 五角钱，我还会在街上大声叫卖。 货卖堆山，可怜的小贩货少没有卖相，没有任何竞争优势。我的主顾主要是农妇、村姑，她们大多是用一分钱买我一枚针，极个别的五分钱买我八枚，一角买我二十枚。我求生的目光不停地捜寻赶场天人流中潜在的买主，我恳求的目光期待向我走来的村姑、农妇。凡眼光投向我的大嫂、大姐多半会买我一枚针，给我一分钱。我总是用感激不尽的眼神目送她们远去。记得有一次，一个十八九岁的大姐向我走来。她的补巴衣洗得干干净净，那块巴也补得平平展展，脑后梳了一根独辫，利利索索。她对我说：“小毛弟，头场我买了你一根针，好用。今天我专来找你，再买两根。”她一边递钱给我一边说，“我弟弟差不多也你这么大”。我把两根针递给她时，眼睛水硬是包不住了。 足蹬草鞋，平均每天走四十里路，田坎路、青苔路、恶狗追逐的路。烈日暴晒、风雨吹打都是小贩们的家常便饭。五分钱一餐的饭只能是咸菜下稀饭或豆渣下“帽儿头”。五分钱一夜的乡镇栈房常常是三人挤一床，所以才有“切刀把”和“锅铲把”这种三人合铺的选择。大雨湿锈过我的洋钢针令我号啕大哭过，一个不良的同床商人抚摩我的大腿惊醒了我，我顺手抓起一根棒子便向他砸去。 龙应台嘱儿：别总是去超市，给路边摊留点生意。这样他或她可以早点回家，可以去买件冬衣，可以凑足钱给儿女交学费 …… 成人以后我光顾摊贩半因购物半因怜，从不和他们讨价，也不要他们找补零头。我想，当年买我针线的那些大嫂大姐，多半也是怜悯我这个近乎乞讨的小人儿。今日摊贩比我们当年还多了一层烦恼。他们或无力办证，或无钱租门面，总提心吊胆地防着城管。 个别摊贩会出售假冒伪劣商品，但多数不会。摊贩的东西比超市便宜，你在超市买一元货物，估计还含有税金、房租、人工费用，还有他们的毛利。 悲天悯人，人之大善。十之八九去超市，十之一二买摊贩，给路边摊留点生意吧，好人！ 2017 年 8 月 27 日 倏然忆老娘，欲语泪双行 为了儿女活下去，母亲们会不惜精力、金钱，甚至尊严。我的老娘，却为我奉献了生命。 我的娘亲是挣钱高手，能在民国初年把一个贫农家庭变成富庶之家，足见她的能耐。1951 年那场改革，52 岁的她和 13岁的我净身出户，被处置到了一座叫花土堡的荒山上，一间孤零零的几年没住人的破草房。吃的只给我俩留了两升（十斤）苞谷，穿的每人留了两身旧衣裳。没有床，在地上铺上干谷草，一床旧篾席和一床补巴的统统铺盖。 我娘没有哀叹，没有抱怨，第二天早晨就领着我修补烂草房，下地种菜，割草驱蚊。天不绝人，不久我就找到谋生之路，赶流流场卖针卖线。艰辛的小贩生意也能养活我们母子。能吃饱，还补好了漏房，买了张旧床，添了些家具、农具，但求生存，但求温饱。 一户两人，一个地主婆和一个地主的小儿子，没有人来我家串门。家，比垭口的山风还冷清。我们路过人家的房子，恶犬常出来追咬，主人家也不会叫住狗。任何场合没有人和我们搭白，我们母子仿佛是人们避之犹恐不及的灾星、祸星。我们的流放山村是母亲的出生之地，娘屋人不少。可越亲近的人越得表示他们的阶级立场。我母亲的内侄媳妇，每见我妈都要恶狠狠地咒骂：“尹高氏，不好好改造，你只有死路一条！”我虽 然只有 13 岁，也能分辨投向我的各色各样的目光，半成私悯，半成公仇，九成不可名状的冷漠。我明白，地主子女没有盼头。 母亲对我说：“你必须像你二哥一样上重庆去读书，挣个前程，在乡下当地主子女你怎么活？”我家二哥 1947 年就大学毕业，在重庆教中学，刚解放便参加了革命，后又去了朝鲜。打解放起再也没和家庭联系过。 “我去读书谁养你？”我问母亲。 “分给了我们几亩田土，总会有点收成。听说朝鲜在停战谈判了，你二哥从朝鲜回来后他不会不管我。”这只是她动员我离家的托词，我二哥直到我母亲去世也没给她一个字、一分钱。 母亲逼我离开农村找出路，天天讲，天天催。我既感动于她的苦心，又忧虑自个儿的前途，还急于想摆脱这个嫌弃我的环境，终下决心，读书去，不赶流流场了。 1952 年 8 月 1 日，早饭后我上路了。我把当小贩一年多积攒的 185000 元旧币（1955 年币制改革后等值于现币 18 元 5 角）全部交给了娘亲。当时米卖 400 元旧币一斤，她抽出 50000 元给我做盘缠，我坚决不收。我说：“相信你的儿子，一定会风风光光回来。”我情不自禁跪下去给她磕了三个响头。 她送我出行。山高路陡，下山步行要花二十多分钟，我频频回头，看见她站在荒山的边缘向我挥手。山巅老娘的泪水，似乎洒在山麓、我的脸上。没想到这就是我们母子的永诀，那三叩首就是我对她的临终跪拜。 一年多后才有人告诉我她已去世了。1952 年阶级斗争尚未“为纲”，能考起学校的青少年便准许在城市落户，即使出身地主。我因考上了重庆一中才能侥幸迁出户口。如果老娘不“逼”我进城，待在乡下，一个又一个的运动，不知会把我这个地主狗崽子折腾成什么样子。可她自己呢？一个骨瘦如柴的小足老妪，怎能够春耕夏种？我留下那点小钱她能熬多久？她还要忍受无休无止的批斗、辱骂。我走后家里无人挣钱，我走后她没了陪伴，留给她的只有西天路一条。她殁于何故、何时、何地，我至今也不知晓。 彼时，母子俩已坠入苦海，她把我推出水面，自己却沉向深渊。倏然忆老娘，欲语泪双行。 写于 2018 年三八节，改于 2019 年三八节 心结 —— 別让愁肠千千结 昨天我在一张照片上标注年月，竟然把 2018 年写成了 1958年，看过多遍也熟视无睹，直到一个朋友看到后给我指出。怎么会这样？原来 1958 是我的 60 年一轮甲子也磨平不了的一个心结。 结，巴蜀人叫疙瘩，原意是绳子打结。人类在有了语言之后、尚无文字之前用结绳记事，甚至结绳而治。靠绳结的大小距离来记下或传递不同的信息。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乡镇的小孩裤子都没系皮带，而是用绳作裤腰带。我们川东一带多用一种棉线编织的扁平的鸡肠带。蒙童时，我一不小心打了个死结，入厕后半天解不开，急得上头快冒汗，下头快滴水。是我的老妈手把手教我打活结，巴蜀人叫活扣（“扣”念一声），才让我免去死疙瘩的麻烦并受用终生。这个活结永远连接着我们母子，纵然是天人永隔。 成人之后才明白，有些怎么也忘不掉的事物宛如人心上的一个死疙瘩，常常左右人的情绪，成了个解不开的心结。人一生的心结远远多过自己打过的绳结。谁都难免柔肠百结，我亦如是，且说两个。 一个是足球情结。我投资重庆足球坚持了十七年，花钱无数，花的心血更难计量。虽有万人赞扬，也有千人唾骂。爱足球，爱家乡，挨骂也忍着受着，但也笑着慰着。巨大的金钱冲击和舆论挤压，心结都没有碎。黑哨假球令人捶胸顿足，心结也未消融。因为这个结是情爱之结、喜好之结。问世间情为何物，情之结岂能说解就解？ 再一个就是“1958 结”，或者说“1958 劫”。1958 年，人们都知道它是“大跃进”之年，折腾了亿万群众。相当多的人并不知道 1958 年还是反右运动复查年。那年划的右派分子和暗管的“不戴帽的右派分子”都比 1957 年多得多，令千万人万劫难复。 那一年，我身上本已积累了多道光环：优秀学生（学霸）、校文学组组长、夺得全市冠军的校女子篮球队教练、思想和艺术水平都不低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苏联的道路》的编剧和导演，等等。“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落。”在反右复查运动中我陡然挨批判，受处分，档案还记上“有右派言论”，被打入另册。所有的光环全部砸碎，充满希望的学业、事业、爱情全都毁灭。表扬我、夸奖我、喜欢我的师长、兄长、女友、同学全都离我而去。尚未跨出校门的我瞬间变成了连人都不是的牛鬼蛇神。1958 年我遭受的惊天劫难相当于“埋了没死”，从此结下了一个死结。尽管 1979 年给我平了反，历经 21 年的苦难，那心结被戳、蹂、压、融、凝、锈、蚀，成了一个解不开的死疙瘩！ 1958 成了我一生*恐惧、*难忘的数字，也是我下意识常用的数字。于是，编密码我会无意中用上 1958，微信号也用了1958，落款日期本该写 2018，不经意也会写成 1958。 同学老许是 1958 年和我同入牛棚的难兄难弟。眼下他已患上中度老年痴呆。无意识中他还不时作惊作寒地尖叫：“他们又整我来了！”他患的究竟是老年痴呆，还是受迫害妄想症？他的“1958 结”比我的更大、更死，也许快堵死他的血管了。我一生阅人无数，唯老许的头颅*大。初中时他便有雅号“开山脑壳”，聪明绝顶。他自个儿戏称：“老子的脑袋世界第三大，除了苏格拉底、列宁，就数我！”可眼下他木讷、委顿、双目无神；腰弯，不直，腿曲，不伸，佝偻憋屈，仿佛被一种巨大的力量把他的身体挽成了一个结，1958 结。 情爱心结、喜好心结，令人大喜；恐惧心结、悲愤心结会缠人一生、磨人一世。 愿我的至爱亲朋： 没心没肺爽爽过， 別让愁肠千千结。 2018 年 5 月 30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