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深圳学习:中国改革开放时期从经济特区到模范城市的试验

第三章 深圳溯源：北京、香港和宝安 黄伟文 黄伟文，未来+学院联合创始人，城市研究者和城市设计工具开发者，曾任原深圳市城市规划与国土资源委员会副总规划师、深圳公共艺术中心和深圳城市设计促进中心主任，2009年至2010年是哈佛大学设计研究院Loeb访问学者。自2005年起，他是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UABB）的主要策划者和推动者、土木再生城乡研究所联合发起者和推动者。 深圳速度 原宝安县毗邻香港北部，1979年升格为深圳市。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建立，成为全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窗口和试验区。接下来的30年，深圳人口激增，年增长率达到12%。例如，1980年，深圳的人口为34万；2010年，官方普查人口达1036万，而管理人口已经增至1400万。同一时期，深圳市生产总值从*初的4290万美元增长到2012年的1520亿美元，平均年增长率高达30%。具体来讲，1980到1995年，深圳市生产总值以平均年增长率47%的速度增长，1996至2010年，深圳市生产总值以每年19%的速率稳定增长。但是，*能代表深圳速度的其实是建筑业的建设速度。过去，人们用“深圳速度”来形容深圳国际贸易中心大厦的建设，工人们每三天建一层楼，仅用了三年一个月的时间就建好了这座53层的摩天大楼。总而言之，被计划经济和极“左”路线抑制多年的社会经济生产力在这里得到了释放，深圳“爆炸式”地发展起来。 “时空压缩”这一概念恰当地概括了深圳繁荣的总体过程，即工业化、机械化和技术进步等社会过程缩短了生产、物流和信息传递所需的时间。事实上，正像世界其他工业资本主义制度下繁荣的城市所经历的那样，实现深圳速度靠的是城市人口流动、出口产品生产和电信基础设施建设；但是深圳发展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其发展的规模和为中国其他地区带来的示范效应。与此同时，深圳基础设施的迅速发展，使其比较优势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变得举足轻重，全球经济发展的重心也随之从美国转移到了东亚地区。深圳建设的速度意味着每次城市总体规划的出台都为重新定位其经济发展，并根据城市发展变化对城市布局做出相应调整提供了机会。1982年，深圳的城市规划提出了带状组团式发展，各区之间相互连接但各自的功能相对独立；1986年的规划提出建设一个以工业制造为中心的综合性、现代化特区城市；1996年的规划拓展了深圳早期的目标，要把深圳打造成一个现代化经济特区和国际化城市；而2010年的规划则期望深圳成为在IT、金融和生命科学等产业中具有高附加值的城市。总体规划每一次更新换代都代表了深圳在重新调整，引领这座城市实现其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目标。另外，总体规划强调了城市规划在城市发展及与之相伴的城市形态的形成中的重要性。 有意思的是，尽管深圳城市大规模地快速发展，但却没有出现住房短缺，或者在为公众提供基础设施方面出现严重问题，也没有出现大城市典型的穷人聚居区。而在过去的30年里一些老工业城市常常人去楼空，世界各地发展起来的新都市如孟买、里约热内卢和太子港都出现了贫民窟。城市发展无视贫民窟，那里没有水电等基础设施，成为“孤岛”。世界各地的贫民窟都是这样的情况，居民们没有干净的饮用水、享受不到卫生服务和健康的社区环境，尽管他们的居所和城里的有钱人生活的深宅大院也就一墙之隔。在发展过程中，深圳这座城市分享经济现代化带来的便利，同时并没有出现任何上述的这些老问题，令世人刮目相看。在国内，深圳作为花园城市和模范城市获得了广泛赞誉，并获得了众多奖项。国际上，1992年联合国授予深圳市住宅局“联合国人居奖”，1999年世界建筑师协会（UIA）授予深圳“阿伯克隆比爵士奖”荣誉提名奖。深圳的发展不仅影响了整个中国城市化的规模和速度，也成为其他城市发展学习的典范。 本章所要回答的问题是：“深圳的高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成功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和思维方式实现的？”人们或许可以通过调查经济特区早期历史中交织在一起的政治、经济和本土因素来找到问题的答案。值得一提的是，在当地的城市发展和（特别是在经济地理方面的）学术辩论中，人们试图用地图上的变化把这些影响力的源头表现出来，或者说这是一种想象。例如，“北京”代表国家权力，“香港”代表境外资本和自由经济的思想观念，来自香港及海外的因素对于深圳有很大的影响，而“宝安”则是代表特区建立之前的本地居民和农村集体经济制度。换句话说，就像我们所看到的破除宝安旧的体制、规划深圳的发展以及应对世界体系的变化等等，深圳的城市建设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人们不禁要问，深圳模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套用到全国其他地区的城市发展中去。 北京：边界的划定和组团式发展模式 …… 我们考察特区其他地段的发展，发现整个深圳都在复制南头半岛的组团式开发模式。从深圳大学的北门出来，我们便从南头半岛深入到城市腹地。1985年深圳科技园成立，占地10平方公里，坐落于深圳大学以东。该园区计划主要用于支持高科技产品的研发，其地势开阔，人口密度较低，有宽阔的道路，绿树成荫。设立科技园那一年，科技园东边与之相邻的占地12平方公里的沙河华侨农场划分出占地5平方公里的华侨城，后又有占地7平方公里的白石洲。白石洲成为深圳*大的几个城中村之一，而华侨城则开发成了商业地产。华侨城和白石洲被进一步划分为主题公园、住宅区、小型工业区等其他较小的区块，所以这里也在重现组团式的开发模式。 …… 深圳的每个开发区或者工业园都是独立规划和开发的，所以它们的规划目标、作用、规模和形态各式各样，这些丰富多样的资源和发展战略促进了深圳的快速发展。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自成一体的开发园区同城市总体规划相抵触的情况变得愈加明显。例如，这些园区往往拥有自己的交通道路，从一个园区到另一个园区或者在园区内穿行都变得很困难，这让园区变得越发孤立，导致人们对机动车辆和高速公路的依赖性增强，虽然居民也会寻求通过园区之间的小路直达目的地。政府不得不又再推进连接各个园区的道路的建设。例如，深圳市规划并实施了旨在促进机动车道畅通无阻的“七横十三纵”干线路网的建设。但是，考虑到园区的内部布局，高速公路和立交桥系统其实将城市切割成了更小的地块。*明显的例子就是将这座城市与海岸线隔离开的滨海高速公路。 户籍制度依靠这种组团式发展战略，同时也对其起了加强作用。深圳的官方人口是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表面上，城市规划只为了有深圳户口的居民。在官方规划中，人口统计基于现有户籍人数和预期户籍人数，但是，事实上深圳官员知道特区未登记的居民人数远超过已有的深户居民人数。户籍人口与实际人口数据之间的差异突出了具有抽象性、规范性特点的中央规划在深圳城市化进程中（更不用说新宝安县的情况了）所遇到的问题。例如，城市建设和操作工厂设备需要大量从农村来到城市的农民工，这一人群十分庞大，有好几百万人，但他们没有本地户口，这就是深圳要面对的一个紧迫的问题—他们不是在册的“本地人”，但是这座城市仍要为他们提供生活所需的衣食住行。 此外，深圳以往出台的城市总体规划甚少涉及当地“农村”（包括新宝安县和许多新村）和没有深圳户口的外来农民工。事实上，1982年和1986年的总体规划只涉及特区内的地区，甚至特区内的城中村由于属于“农村”，其人口（以及村民手中的土地）也未被包括在这些城市总体规划中。（图5）官方统计数据与实际的人口数量和土地面积之间有很大差距，因为统计数据仅代表城市人口和土地面积的一小部分，这使得城市整体规划及其实施变得异常困难，需要不断做出调整和修改。即使把新宝安县重新划分为深圳市的宝安和龙岗两个下辖城区后，这种不够重视“农村”的做法仍在继续。例如，在深圳改革的**个和第二个十年间，预期户籍人口与实际人口数量相差甚大。1985年预计2000年特区的户籍人口为110万，1996年预计2000年深圳市户籍人数将达到400万、2010年特区的户籍人口将增至430万。但是，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关内人口为256万，宝安区和龙岗区人口为706万。带状形、组团式开发模式和户籍制度为深圳带来的社会难题是，越来越多的土地被隔离开供少数人使用，同时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不得不在日益变小的城中村暂时栖身。 深圳的封闭式社区起源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建设的居民区和单位大院，是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产物。重要的是，住宅区和工作单位职能单一，住在里面的清一色都是本单位的人，同外界没有什么交往。因为没有足够多的居住人口，周边缺乏配套的商业设施和便利的路网，因此难以建立起城市街区生活。1984年，在编制深圳首个总体规划时，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规划师提出深圳经济特区城市结构的带状形、组团式发展模式。事实上，这个模式是另一种画圈子的形式。城市带状形、组团式发展模式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958年，当时北京的总体规划采用了“分散集团式”，使用大型绿化带划分出不同的开发团块。使用绿化带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快速扩张的城市能够空气畅通，有足够的植被覆盖，以及在出现灾害时提供城市应急空间。2005年，深圳的所有绿化带成为一个大生态保护圈的控制线，覆盖了全市1952 .8 4平方公里面积的一半。画定这个生态控制线、整合全市的土地资源需要勇气和远见，因为这些地方原来都归各级政府部门和企业管辖。另外，就深圳土地资源的开发和快速消耗而言，这个生态圈有着巨大的价值。深圳的土地开发利用除了按照城市总体规划进行之外还有一种形式，那就是新村的出现。这部分会在本书第三部分中深入讨论。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带状形、组团式开发模式的顶层设计与深圳的实际人口和基础设施需求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 香港：有选择地放宽限制 …… 人们常常会问，其他地方是否可以复制“深圳奇迹”，答案是“不能”。深圳的发展依托的是天时、地利、人和，在当代中国或世界其他地方都无法同时满足所有这些条件。成就“深圳奇迹”的天时是全球生产分工和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实施的共同作用。由于历史原因，原宝安县与毗邻的香港在社会经济制度上产生了巨大的差异。特区与新宝安县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也有差别；同样，深圳与东莞之间也存在着差异，并且这些差异形成了相对的生产优势，只是这种差异远远未达到原宝安县与香港之间差异之巨大。另外，“深圳奇迹”中人的因素也非常重要。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有一批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但怀有理想的领导人，他们渴望为社会转型做出贡献。在当地，宝安农民支持市政府以较低价格征用他们的土地。此外，中国也有大量体力劳动者和训练有素的技术工人，包括工程队等，他们渴望来深圳工作。尽管他们在国际市场上很“廉价”，但是他们的工资水平是当时中国*高的。就深圳的微观社会形态而言，当地出现了多种多样的（通常是不受管制的）“试验区”，散布于国有企业、政府工业园或乡镇企业区内。 中央决定建立深圳经济特区，有序地通过香港与全球交换资源、商品、信息和思想，这不仅在中国体制内造成冲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中国经济增添了活力和发展潜力，同时也让市场经济在中国落地生根。因此而诞生的深圳经济特区应该被视为一个开放的、非平衡态的“耗散系统”。正如早期对经济特区发展的可行性研究中强调的那样，香港与深圳有着共同的贸易网络、文化和历史渊源，香港将会影响深圳的发展。英国的殖民统治导致一个地缘政治实体分裂成两个不同的地区，冷战时期，两地继续分离，地区不平等加剧，导致宝安县人跑到香港。但是建立经济特区允许两种社会有选择地融合，立即出现了新的转机。从外商投资到制造业从新界迁到特区等，香港的经济要素被直接引入到深圳。此外，特区还采纳了香港的贸易模式、生产技术、管理经验和行政管理手段。随着香港的资源不断回流内地，曾经涌入香港的人们不再代表资源的耗散而是转变为新的经济发展动力，推动特区快速发展和持续增长。 人们很少能看到一个城市内有两重边界线，但是深圳曾经就是如此——“一线”将深圳与香港隔开，“二线”将深圳经济特区与中国其他地区隔开。如何对跨越这两条边界线的各种各样的人流、物流、信息流和资本流进行管理和规范是深圳城市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我在2007年撰写的一篇关于深港边界的文章里，用一个水力发电厂来形象地比喻跨境流动，因为“一条河流的落差越大，它所产生的能量转换成的电力就越大”。我们可以将特区看作是运河里的梯级水闸中的一个，所有的人流、物流、水流以及任何可以在有落差的“地势”里流动的东西都能够通过“一线”关闸和“二线”关闸。如果能够有“一线”关闸和“二线”关闸的横切面，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通过这两条边界的流量。“一线”边界上有17个检查站，一年过境人数有1.67亿人次，车辆过境1537万辆次，其中包括半挂车和货船。在“二线”关闸，一年有4亿人次和1.25亿车次过境。深圳和香港之间的皇岗口岸是中国*大的陆路口岸，每天人进人出，车水马龙，24小时开放，就像一条永不停息的河流。同时，“一线”关闸的存在也为海关、代理商、停车场、加油站和大型服务行业提供了大量的商机。 从文化地理角度考察深圳的布局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深圳和香港之间熵流和能耗的痕迹。人们从深圳到香港旅游、做生意、上学、购买名牌商品、分娩、看电影、乘坐国际航班等。从香港到深圳，人们跨境投资、工作、唱戏、返乡、购买书籍和蔬菜、享受夜生活等。此外，深港交通、资源和能源的分布决定了深圳各个发展时期的核心区域和热点地区。例如，20世纪80年代初期，深圳主要的发展区域包括紧靠广九铁路线的罗湖、连接深港居民区的蛇口和位于中英街的沙头角。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发展模式一直延续着。主要繁华区域包括：皇岗口岸所在的福田区，这里拥有中国*大的陆路口岸和连接两地的铁路；龙华区处于城市规划的外围，在广深港高速铁路线上；后海靠近深圳湾西部通道大桥及其检查站；前海是深港机场连接处和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的规划所在地。这些地方都处于内地连接香港的运输和物流网络线上，诠释着深圳发展中的每个阶段以及土地使用的变化。 …… 新宝安：村民自治 城中村的发展弥补了城市规划中的盲点，为管理迅速增多的人口提供了相应的基础设施。反过来，城中村又改善了城市土地的功能和利用率，提供了一个自给自足的低收入住房系统，为公众提供了丰富的城市服务，降低了服务成本和创业成本。深圳的城中村可以被看作是促进城市高效运转的自我调节机制，或者简单看成是城市的一种基础设施。遗憾的是，规划者并没有充分、客观地了解城中村在深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相反，他们关注的是密度、卫生和美学等问题。这些问题加上对持续盈利土地的需求，导致几个城中村被重建为昂贵的房地产商圈。村里的大队通常会得到满意的赔偿，事实上很多人成了亿万富翁。然而从低收入人群的权利到经济适用房和创造不同的城市生活、历史、文化、空间和社区等方面考虑，改造城中村这一决定忽视了城中村在深圳社会内部起到的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 居住在福田村、上沙村和下沙村等城中村的人们对华强北和车公庙的商业和制造业的繁荣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但是这些贡献对于街边或人行天桥上熙熙攘攘的人群来讲并不是显而易见的。城市规划者和开发商往往忽视了这样一个重要的社会事实，即自发形成的城中村本身就是城市对廉价住房和便宜消费品的需求的一种反应。不仅如此，这些城中村为城市结构的可持续性、社会生态的异质性以及连接深圳各个区域的廉价公共交通运输的建设做出了贡献。越来越多的城中村被改造，其结果是高度自我维持、自然低碳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住房”的格局正在被削弱和瓦解。作为一个阶层，外出务工人员被迫离市中心越来越远。他们正沿着原“二线关”涌向梅林、布吉和其他原检查站周边等地。反过来，这些地区的计划外人口的迅速增长导致了环境退化和工人生活质量降低。尽管深圳市回应会为此加大对公共交通的投入，但这些新措施并不能替代城中村过去提供的城市功能。城市主义者约翰·弗里德曼访问深圳时提出，他认为与城市总体规划中那些干净却没有烟火气的地方相比，实际上，城中村的繁荣生活是深圳城市特色的*佳代表。 结 论 国家的政策、香港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原来的宝安县村镇网络，所有的这些都加速了深圳的快速发展。这些因素为研究深圳在全球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的发展提供了一种视角和支撑，对未来而言，这三个因素将继续影响深圳的定位及其可能的城市化方向。 1980年，特殊的（免税）政策和随后的（制定地方法规）权力下放创造了深圳经济特区。30年后，原特区周边地区也出现了很多享受特殊政策的地方。例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被赋予全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试验示范区，这表明中央对特区的特殊政策一如既往地支持。同时，从某种意义上说，深圳效仿香港，但它也影响着香港的经济发展和相应的城市布局，后者更是积极配合前海和落马洲河套地区的建设。城中村的命运相比之下却不那么乐观。如果不能引入另一种合作发展模式，城中村的数量将在高档房地产开发的影响下继续缩减。截至本文撰写之时，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城市处理余下的城中村的方式将对改变其城市结构和其公民的身份产生深刻影响。因此，人们需要认真研究和评估城中村在过去30年城市高速发展中的作用。事实上，如果城市规划人员仍然无法向城中村这种自生空间学习，不能结合并包容这些地方，那么这个城市将很难发展成为一个灵活多样和宜居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