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和平饭店

这是2007年仲春的一个夜晚。
这是和平饭店的底楼酒吧间。
阿四沐浴在吧台上方的灯光里，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演员，站在舞台中央。从前是有些激动而且忐忑的，后来是亢奋而且愉快的，即使老年爵士乐队在吧台对面的舞台上演出，客人们都面向他们，每夜都有人随他们的音乐缓慢起舞，但阿四从来都觉得，吧台才是这里的心脏，酒架上琳琅满目的酒瓶子，就像通向各处的血管。阿四歪靠在吧台上，端详这灯光明亮的吧台，看灯光在各种各样的酒杯和各色各样从世界各地出产的酒瓶上闪烁。吧台外面的店堂里，八角桌一排排向暗处排过去，多年来已被无数客人的衣裤磨得非常光亮的矮背椅面，像雨后的水洼那样倒映着灯光。每次看到这样的椅面，阿四都觉得那上面还保留着客人的体温，就像床上还留着人形与余温的棉被窝。这些都是华懋饭店时代的旧陈设，却也伴随了她三十年。想想，她真是不相信。
更不能相信的是，明天，阿四就要与这一切告别。她想起来，许多年前，老年爵士乐队刚红起来，酒吧里有川流不息的记者来采访。小号手是乐队的发言人，他对一个来自日本的记者发问，一个人二十岁时演奏过的乐曲，到六十岁再次上台演奏，你说这是什么感受？那时她正将几块冰丢进四朵玫瑰牌的美国威士忌里。听到这句话，她理所当然地想，那总是很感慨的吧。那时阿四自己不过二十多岁。此刻，阿四遥望着舞台上小号手空着的座位，想，现在理解了，这种感受原来是一种浅梦中，一边不能醒来，一边又知道自己在做梦般的不踏实。
斜斜地从旁边望过去，吧台上层层叠叠地，都是加冰威士忌酒的杯底，还有啤酒杯底留下的划痕。这张吧台已经用了二十四年，薄板覆盖着另一张也已经用了二十多年的吧台面板，那张从1929年用到1952年。数不清的人在这里喝过酒，鸡尾酒，啤酒，烈酒，葡萄酒，果汁，间或在台面上留下一道非常细小，无伤大雅的划痕。有多少条是自己这些年来留下的？
吧台男同事的白衬衣没有烫，布料又薄，里面的身体，正用江南男人*舒服的姿态含着胸，塌着腰。不过，他双手非常灵巧地干着活，刷杯子，冲干净，放到消毒水里浸一下，再冲净，擦干，擦亮，吊到酒杯架上，一气呵成。
同事们这种懈怠的姿势，阿四年轻时候曾经不适应，因为父亲不论何时都是一丝不苟的。阿四高中毕业，便顶替父亲进和平饭店工作。她记得父亲即使是退休在家里，也是每天早晨打扮得整整齐齐，才坐到客堂间的八仙桌前喝茶。即使他不穿烫得笔挺的白咔叽布制服了，还是一坐下，腰板笔直的。现在她早已适应了，这是她这一代和平饭店侍应生的标准形象。不过，父亲那一辈的传统在男同事们的头发上得到完美的延续。他们对头发仍很重视，规矩的三七开发式，用凡士林发蜡在头发上梳出梳子细密清晰的齿痕。他们身上既有1956年开张的老牌国营饭店的倦怠傲慢，也有1929年开张的远东豪华酒店残留下来的摩登遗风。
三十年以后，阿四觉得这样身体懈怠，头式讲究的腔式*亲切，她自己也歪靠着，她自己的衬衣也没烫。
和平酒吧里的调酒师们都有些矜持，即使坐在吧台上的客人，他们也不会主动搭讪。但要是客人想要聊上几句，他们也会散漫地应合，手里一边丁丁当当洗着杯子，或者戳开冰块，或者开啤酒瓶，或者往玻璃小碗里倒一份花生米，或者一份玉米片。他们下手总是恰到好处，不多不少。这些人虽然都出身在普通人家，但他们好像旧式美人那样，自然而然地端着架子。这种心劲与和平饭店有关。他们见识过不同于朴素黯淡现实世界的奢侈建筑，炫耀的设计，老式的处世方式，这一切给了他们某种卓然与众又安守本分的身份感。长久以来，能在和平饭店工作，是这个人在政治上被信任，经济上收入丰厚，相貌上又仪表堂堂的象征，处处提着一股气做人，也是理所当然。 饭店马上就要歇业大修。预计要修上两年。两年以后，正好她五十岁。虽然没人跟阿四明说，但她自己猜度，就算两年后，来接手饭店管理的外国人肯消化掉老员工，像现在上头许诺的那样，自己也不会再回到这个位置上来了。于是，酒吧歇业的那天，实际上就是她退休的那天。
酒吧今夜已是*后一天营业了。
阿四还真没想到退休。十七岁时**次穿上一件黑色西装马甲，戴上一只黑色领呔，站在酒吧门口。那天没人教她如何站，如何迎客人，她站在那里，惴惴然想起父亲的样子，马上挺直腰板。这情形历历在目。那时阿旺才多瘦！阿四认识他那天，他就喜欢含胸塌腰地站着。他白衬衣里空荡荡的，好像是直接挂在衣架子上，因为脖子太细，一只黑色的呔总是歪在领子下方。似乎他一生都不穿烫过的白衬衣，他说烫过的的确良布不跟身体。
有人身体前倾，踮着些脚尖，轻轻摇晃着肩膀走进来，看样子，是夏先生回来了。阿旺走到亮处去招呼他。夏先生是个长住在香港的上海人，八十多岁了，还梳着一只飞机头。他每次回上海，都会带他少年时代的女朋友一起来坐。他少年时代的女朋友是个娇小的老太太，她叫爱丽丝，据说她至今仍能穿下三十岁时候定做的薄呢裤子。有时他们跟音乐跳几支舞，虽然身体老了，像麻将牌一样，但舞步依然很健，还保留着一些四十年代的花哨和古董气。
正对着乐队的位置，阿旺早早放上留座的牌子。阿旺此刻领着另一拨客人过去，他周到地拉开椅子，眨眼间，他顺手点亮了桌上的蜡烛，还轻轻放下了玻璃罩。那是早已退休了的总经理来了，他身上那套铁灰的西装一定还是早先在培罗蒙订做的，阿四还记得他穿着这套衣服与贝拉·维斯塔的女宾跳**支开场舞，那时这套西装在面子上一点也不坍台，现在看上去，却是裁剪土气老朽了。阿四明白，总经理即使退休了多年，也总是想来告别一下的吧。当初这间酒吧还是在他手里走上正轨的呢。听说这里五十年代后就是一间租出去的，充满机油味道的修车行。
阿旺现在已八面玲珑，怎么也看不出他是退役后，分配到和平饭店工作的义务兵。他能一边为日本客人记录点歌的序号（日本客人*喜欢点歌，经理什么样口音的日本英文都能听懂），同时照顾正准备点鸡尾酒的客人。即使是*昏暗的角落，他也能一眼看出客人能不能喝酒，会不会喝酒，懂不懂威士忌不同的口味。同样点鸡尾酒，客人有不同的口味，看一眼就猜出客人的地位，身份，情绪和爱好，这样迎合了客人，又不会浪费。
阿旺是高级调酒师，要是他亲手调制鸡尾酒，会带出一点四十年代上海酒吧的余味：鲁莽而兴致勃勃的，好像一个激动不安的少年。1980年领他入行的师傅，是前锦江饭店酒吧的金师傅。阿旺上台面调酒时，阿四才刚进酒吧间，只能送送花生米，收收酒杯，迎迎客人。那时他在阿四眼里很老派，简直好像从历史书里掉出来的人物。直到现在，阿四歇下来时，还是喜欢看他招呼客人。他有种酒吧灵魂人物的气派，就像一根调酒棒，能将一切搅和在一道，融融一堂。早先他的手粗壮，与瘦削的身胚不合比例。如今他在昏暗的店堂里优游穿梭，就像一条鱼缸里的热带鱼，或者像一个终日混在酒吧里，落拓却不掩一股风流气的公子哥儿。
接着，灯影里走进来一个老人，他是老年爵士乐队的成员，拎着一只黑色的包。父亲那一代人走向自己的工作时，就是这种庄严而谦卑的姿态。父亲这代人特别在走路上向外国人看齐：外国人走路，不怕踏死蚂蚁。阿四想起父亲的语录。
不一会，爵士乐队的老人们陆续到齐。二十七年来天天晚上都是这样。一架钢琴，一把小号，两把萨克斯风，一个贝斯提琴，还有一只爵士鼓，一共六个老人。不知为什么，酒吧里的人都管他们的演奏叫“敲”。也许因为敲爵士鼓的程先生给人的印象太深，那响亮而拖沓的鼓点夜夜八点准时响起，没有周末和休息天。当年在乐队里，敲鼓的是程先生，吹小号的是周先生。后来，程先生过世了，周先生吹不动小号了，渐渐*早的乐手都换为新人，但乐队的歌单依旧，夜夜都是一样的老歌，这些年来阿四已听得烂熟，比小学时背过的乘法口诀和毛泽东的老三篇还熟。
钢琴奏出《慢船去中国》的引子，阿四听出来，琴弦声音松弛，应该请刘师傅来校正了。刘师傅是从上海乐器厂退休的校琴师傅，他的电话就抄在纸上，贴在吧台后面的墙上。但大家都没去叫，很快就要关门，大家都松懈了。 阿四五岁那天的夏天，被父亲带来饭店上暑托班，那是她**次见到和平饭店。然后，父亲退休，全家人在父亲工作了一辈子的龙凤厅吃了顿饭，一方面庆祝父亲退休，另一方面庆祝阿四顶替父亲进了饭店。转眼，父亲去世了，父亲的徒弟也退休了，转眼，自己也在这里工作了一辈子，也要退休了。退休好像是梦里发生的事，但阿四连做梦都没想到过饭店会歇业大修。她心中根深蒂固地觉得饭店是至高无上的，也是万寿无疆的。
这种孩子气的信念，来自阿四暑托班时代的印象。在阿四小时候，和平饭店为职工子弟办过几年暑托班。她永远也忘不了楼上那些门厅，它们像戴在颈上的珍珠一样温暖而光耀。门厅后面就是通向客房长长的走廊，那里悄无声息。壁灯一盏接一盏，一直通向深深的尽头。那金黄色的灯光是那样均衡沉着，阿四从来未在其他地方见到过这样的灯光。这里是整个大楼唯一完全听不到海关钟声的地方，安静得耳朵嗡嗡叫。**次父亲带自己从暑托班教室到龙凤厅父亲的厨房里去的时候，阿四跟父亲穿过饭店，她紧紧捏着父亲的手，被这迷宫一样神秘而安稳的地方吓住了。
父亲就在餐厅拐角大红门里的厨房工作。厨房的大红门上装饰着擦得黄澄澄的铜片，花纹很复杂，他穿着白制服，戴着一顶高高的白帽子，气度非凡。阿四紧紧握住父亲肥大的食指，心里真是骄傲极了。
今天阿四下午上班时，特意到饭店上上下下走了走，算是告别。在龙凤厅厨房门口，眼睛一闭，父亲当年站在那里，威风凛凛的样子就浮现在眼前的黑暗之中，从前心中的骄傲也浮现了。
阿四年少时，正是中国全面封锁的时候，市面上连黄油都少见，更不用说西餐厨艺变化的消息。淮海路上的西餐店大多改成馄饨店，可父亲侥幸在和平饭店工作，西餐材料虽然短缺，但西餐厨子他十足做了一辈子。
后来，欧洲左翼学生小组来上海访问，到西餐厅吃饭，炸鱼排，给他们上了辣酱油，哪知那些外国人大大惊奇，争着与辣酱油合影。父亲才知道这只调味品如今在欧洲已是古董，餐厅大都换了新口味。他观察了好几天学生们的口味，发现他们的口味发展得更粗糙，更简单了，吃法式炸土豆块时，他们也从不要求用迷迭香粉调味，普通番茄沙司就能对付了。而父亲的师傅曾特意说过，用罗斯玛丽粉做炸土豆块的调料，是法国北部典型的口味，就好像江南人吃生煎馒头要蘸米醋。父亲的看法，是自己也许落伍了，这几十年，上海的西餐厨子已是井底之蛙，苦苦挣扎求生，不知世上已千年。父亲先是失落，很快就转为好奇。他辗转听说美国炸鸡现今*时髦，那种炸鸡叫肯德基家乡鸡，配方是保密的。父亲说，什么保密，只要让他吃一次，他准定能报出配方来。
父亲是个通达又实在的人。
美国总统访华，在锦江小礼堂签订中美联合公报。紧接着，法国总统和日本总理也来访问上海。他们对上海还有人能烧出四十年代口味的西餐影响深刻。外滩，夜色中的情人墙，旧饭店里热乎乎的西餐几乎成了历史的活纪念碑，也是中国与西方仍有一息相通的证据。在《参考消息》翻译成中文的外电报道中，北京清晨街头洪流滚滚的脚踏车阵和上海外滩旧楼里的法式西餐，都是中国奇观。
虽然只有寥寥几句花边新闻，但上海人马上悟出了地点和人物。很快，红房子的虾仁杯和烙蛤蜊，与和平饭店的牛排和法式洋葱汤风靡民间，瞬间达到它们空前绝后的高峰。红房子的俞司务和和平饭店的容司务被时代造就，成了七十年代上海*出名的西餐厨子。怀旧和时髦混为一体的人们，穿着肥大的蓝布衫，到红房子去吃俞师傅的烙蛤蜊和火烧冰激凌，但和平饭店他们进不来，直到八十年代后才开放给公众。这些人常常打听好父亲掌厨的时间，特地来吃法国总统戴高乐吃过的洋葱汤和沙朗牛排。
父亲的人生就这样出其不意，突然盛开了。阿四在中学里，英文老师都笑眯眯地教她造句：You are a lucky girl。老师以为阿四在家里天天吃大餐。其实老师不知道，虽说父亲是有名的饭店大司务，但家中日常的饭菜一向是母亲做的。父亲谱很大，要厨房地方够大，家什够好，又要材料够齐全，打下手的人顺眼顺手，所以，家里安在走廊里的厨房，父亲轻易不停留。这是父亲的骄傲，母亲一生都护着它。
父亲退休得极为荣耀。餐厅出面，特意请容家人来这里，正式吃了一次全套大餐。父亲从前的徒弟改行做了侍应生，那时已经是餐厅领班了，那天他亲自服务。他手腕上搭了条洗烫得纹丝不皱的雪白大巾，笔挺地站在椅子后面，递盆子，加酒水，努力收着发福的大肚腩。1972年为欧洲左派学生访华小组服务，他们就已经是搭档了。
那天一班年轻侍应生站在后面观摩。那些年轻男孩虽说也穿着黑色西式制服，但却举止松懈，好像一群企鹅。领班低声讲解要领：“看清爽了，将胸挺起来，但不要将肚子一起凸起。腰要弓一点，这样显得恭敬，但不好塌下去。看清楚，将眼神放在手里的生活上，不要四下乱张。看清楚，送菜时身体这样侧过去，从客人的身后送，不要像块门板挡在客人面前。”
父亲进厨房做了他的全套看家菜：洋葱汤，虾仁杯，美国沙朗牛排，焦糖布丁。脱下高帽子，父亲一头茂密的花白头发，整理得一丝不苟。他穿着特意浆洗一新的厨服，满面红光。一家人吃到父亲做的全套西餐，这是唯一的一次。
吃完饭，一家人围在桌前拍了全家福，全家人个个都是满面红光。
阿四一直觉得，这才叫光荣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