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燕的上海

一、 我家的箱子*大的，是一只黑色大象皮的行李箱。它的年龄大过我，是我妈妈刚生下我小哥哥以后，父母到南洋工作时买的。然后，他们把它带回国。当我家从北京搬到上海时，他们又把它带到了上海。那时，我已认得我家的这个“陈”字。小女孩都是顾家的，在等车接我们回上海新家的时候，我忙着数我家的箱笼。我爸爸在箱子上贴了白纸，从“陈一”到“陈七”，都是我家的箱子。其中那个大黑箱子*大。父母一直搬家，可我们家在上海住了下来。所以七只箱子上贴着的白纸，也就保留下来了。大黑箱子很深，所以母亲把我们全家的冬衣都放在里面。哥哥们的蓝卡其布棉猴，父母的毛领子列宁装，我的绛红底子小花棉袄。小花棉袄的织锦缎的面子经不起磨，袖口的缎子面总是很快就磨破了，露出里面的布纹，好像胶卷上的显影。大黑箱子底还放着父母在军中发的粗羊毛军毯，灰绿色的底子上有一些绿色和咖啡色的方块，又粗又结实，它是1940年代中国内战时的美军军用毛毯。插入照片1-1：搬家时父亲在箱子上写的标签1974年暑假，我**次回北京我的出生地，在那里过夏天。我小时候的朋友领我去看我家从前住的四合院，我见到了小时候记忆里的朱红色的大木头门，但是我不再感到这里是我的家。从院子里散发出来的北方家居暖融融的生熟葱蒜气味，和我也不再相融，我像一只蚌壳般紧紧关着，带着江南人对大蒜气味的抵抗。对出身地的亲切感就这样突然失去了。插入照片1-2：2001年，父母的箱子开始来到我的家在黑箱子上面，摞着一只牛皮箱子。牛皮箱子是我家*结实的箱子，又厚又重。原先是放妈妈的旗袍和细软。在她旗袍很多的时候，她曾经也把它们放在大黑箱子里，但随着我长大，夏天一年年到来，她的旗袍渐渐被改制成我夏天穿的方领衫和绸短裤。她的旗袍一年年少下去了，就从大黑箱子里换到了牛皮箱子里。剩下来的都是年年取出来查看，却都不舍得改造的漂亮衣服。箱子里还有一件红色的游泳衣，妈妈年轻时为了到青岛过夏天买的。那时候，妈妈一定没有想到后来会生一个女儿，她的女儿长大以后也接着穿那件游泳衣。我也去了青岛过夏天。夜里游泳，仰面浮在水上，看天上的星星。而那时，妈妈已不愿意下海游泳了。小时候晒霉，妈妈拿了她充满了樟脑丸味道的细软，到事先铺了白单子的竹竿上晒，包括那件纯羊毛的红色游泳衣。我望着它，也没有想到过以后我会去青岛，像妈妈年轻时一样，穿着它，站在一块礁石上照相。照片上的我，比妈妈高，比妈妈傻气。妈妈留给我一个配旗袍用的缎子小坤包，里面有一面镜子。我把那个小包也放进箱子里存着。牛皮箱子上，是只更小一号的牛皮箱子，那是我爷爷的箱子。那箱子还是在1929年经济大萧条前买的，那时他在广西做泰和行的掮客。1929年全球经济大萧条以后，他变得非常穷困，连妻子病死都办不起像样的葬礼。他却没有丢失这只皮箱。爸爸有时说，就是那时候，他突然体会到了穷人的可怜和耻辱。爸爸是因为这样的处境，才激发出护卫穷人的感情的吧。是这样的感情引他将自己的一生投入到中国革命里去的吧。直到他进入弥留时，我问他如何评价自己的一生，他说他为自己一生的清白感到安慰。爷爷从前的事，我一点也不知道，等他从广西到上海来和我们住在一起时，他的胡子已经很白了。他把皮箱放在他的房间里。小时候我识字早，看了一本儿童小说，叫《奇怪的舅舅》，那个故事说的是，一个小孩家里来了一个舅舅住，但后来小孩发现，那个举止奇怪的舅舅原来是个国民党特务。爷爷在我的眼里也是奇怪的，他说不来革命的话，他的箱子从来不准我翻。记得小时候，我特地找爸爸谈了这只箱子，爸爸郑重地向我保证，爷爷的皮箱里面一定没有手枪和炸弹这样的东西，爷爷也一定不是国民党特务。但爷爷的皮箱仍旧是神秘的东西。爷爷去世的时候我还小，由姑妈保管爷爷的东西，直到姑妈也老了，去住老人院，把她的东西交给我来保管，我才有机会看到箱子。箱子里面装着爷爷的照片，爷爷的孩子们的照片，还有一张我小时候的照片。从照片上看，我小时候并不像那么会怀疑别人来路的小孩。箱子里真的没有一张繁体字的纸，不知道为什么。但在我的印象里，却真的有一张。一米高的立箱，是爸爸年轻时用的。那是一只墨绿色的木头箱子，四角八边都用褐色的铁皮和铁钉包着。它比任何皮箱都要结实，也很漂亮精致。打开时，像打开一本书。里面用淡茶色的缎子做衬里，一边是三个抽屉，另一边可以挂两套带马甲的三件套西装，还有两件衬衫，全程吊着，不会被压皱。小抽屉可以放别针、领扣和袖卡之类的男人细软，扁抽屉里能放下两双男人的皮鞋。要到许多年后，LV到上海来展览它们家的古董箱子，我才看到，原来父亲的铁皮箱子是1950年代初的流行式样。我记得在他的箱子里，有一套淡米色的尼龙西装，还有下摆很长，一直遮住内裤的淡黄色尼龙衬衣。浅棕色的编织网眼皮鞋是捷克产的，带着东欧那种轻松而淳朴的小布尔乔亚气息。那时候的袖卡，里面是可以伸缩的钢丝，外面包着缎子。爸爸的领带夹是两只金色的马头。小时候，只要看到它高高地立在走廊里，就知道是爸爸出洋回来了。当时，在美国舰队的封锁下，上海港口封闭萧条，父亲所在的中波航运公司，几乎是全国唯一的一家外资联营远洋运输公司，是上海的唯一西风窗。所以，他的工作需要他一直穿漂亮和讲究的衣服，在上海满街都是蓝制服的时候。但他从未为自己有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而感到庆幸，他是真心想要和别人一样穿蓝制服。他总是教育我们小孩，他这样讲究，完全是工作需要，而不是我们借此可以与众不同的理由。所以从很小开始，我就知道要抵抗物质。可是，我猜想，爸爸也喜欢漂亮的衣服和轻而结实的捷克皮鞋，明白它们到底是比蓝布衣服好看。也许他也喜欢欧洲，他自学了俄文、英文和波兰文，早年还学了日文。听说，在工作中，他喜欢直接用外语和外国人交谈。他也喜欢自己开车，喜欢自己擦洗他的蔡司微型相机。所以，他总是把飞机降落时发的薄荷胶姆糖留给我吃，那是波兰糖，由波兰航空公司发的，因为在中国买不到那样的糖。他还会把给我买的玩具放在他的皮鞋里。那是些漂亮的波兰塑料玩具，过家家时候用的。但是他从来没有表现出对它们的留恋。到晚年，他更愿意沉浸在对年轻时那些危险而艰苦岁月的回忆里：在延安，在东北。他留恋那时革命者的队伍中一心为了理想，全然不计其他的单纯和决然。铁箱子是我小时候*爱看到的东西之一，如今它平放在我家的沙发前面，成了茶几。插入照片1-3：2019年，箱子与我一起迎来了又一个春天二、 我家的墓地 （二级标题） 我父母带着八个大箱子和他们的三个孩子，来到上海火车站，听说是在3月的一个傍晚。 那时我三岁多，不记得那么多复杂的日期。 但我已经记得火车站候车室屋顶上的霓虹灯，是红色的。 我指着它们对母亲说：“上海。” 母亲对父亲说：“这孩子认得字了。” 我父亲赞许地冲我笑了笑。 那天，父母带着我们和我们家的箱子来到五原路的院落里，那里有我们的家。我的小床是绿色的，床架子上有四只铜铃。 我们家三个孩子都认为自己是北方孩子，在灿烂尖锐的蓝天下生活，穿蓝色棉猴御寒，我们与这个终年多云的旧通商口岸城市全无干系。可是日子也就这样在认同的犹疑中过去了。慢慢地，我们各自在上海成了家，从家里搬出去，而我们的父母始终住在原处，只是房子渐渐老去。原来漆了绿漆的木窗木门，如今大多数人家都换成了塑钢的。我小时候，春天的傍晚，微风摇动打开的木窗，铁搭钩就会发出的咯咯声，现在换成了塑钢窗子，就再也听不见了。 别人偶尔问起我家乡在哪里，我总是说，我生活在大都市里，从未有条小河从我家门口流过，也没有一棵歪脖子老槐树，因此我是有家无乡。在春天，玉兰花映着满树的花影，茶花落了满地红英，白色的吉野樱安静精致，却在微风里千朵万朵飘落下来，奔赴凋零。一路看着街上的花，想到的是将我一手带大，又照顾我孩子长大的姑妈中风了，去世了，如今，我无论到了哪里，也找不到那个穿天蓝色大襟衣服的，九十六岁的，白发苍苍的矮小老太太。 她中风的那天，我去医院时，看到满树都是桃花和玉兰。她出院那天，八重樱沉甸甸地荡漾在发亮的枝桠上。她再入院的那天，玉兰树的花都落尽了，满树新绿。她病危的那天深夜，街上飘荡着淡蓝色的夜雾，还有含笑花清爽的香味。在我更小的时候，上海满城萧索，年年都是没有花的春天。但是生活并未亏欠我，我得到的重大补偿就是，我从小都跟姑妈睡在一张大床上，直到长大，直到出嫁。 一年以后，春天到来以前，父亲以九十二岁的高龄去世。我从不怀疑自己是父亲*疼爱的孩子，父亲的葬礼上，我心里只有一个词：唇亡齿寒。 插入照片1-6：父亲的讣告 我开始频繁地回家探望母亲。上海的冬天总是下雨，总是阴冷的天色，这个冬天，我身体里也一直都是黯淡的，浮肿的。 直到有一天，春天突然到来，好像一只肮脏的玻璃瓶突然被摔碎了一样，到处都是闪闪发光的碎玻璃。 我在回家的路上。 在我家门口，看到一棵高大的雪松，它遮住了蓝天。它站在墙角的花坛里，那个早已失修又萧条的花坛，冬青树丛里世世代代都住着野猫。 在我小时候，雪松前竖着一块洋铁皮，上面画了毛主席穿蓝长衫的画像，那里是我们院子的小广场。1966年时，我父亲曾在小花坛前面被批斗。此刻，什么都消失了，当年一棵只与我哥哥一样高的雪松，现在长到三层楼高了。 春天那湿润的，一团和气的微风经过松树的枝桠扑在我脸上。它让我突然想到自己的少年时代，在春天的傍晚，沿着华亭路走到东湖路，去我*要好的朋友家聊天，或者一起拉手风琴。中学时代，我学手风琴，她也学手风琴。我还记得那种宁静的，凉爽的，沉甸甸的春风是如何掀起耳朵两边的细小头发，它们从不会长长，只软软地倒伏在面颊旁。如今，我和我少年时代的手风琴伙伴，已经做了半生的知己，我们的孩子也都成人了。 路过雪松墨绿色枝桠的那几分钟里，我就路过了我的整个青少年时代。这个我小时候陌生的城市，现在处处能找到丢失了的过去。往事是那么具体却又虚拟，它们在时间的深深处，不可触摸却又毫不褪色，缱绻缠绕。我从未想到过此地就是自己的家乡，即使没有小河与老槐树，那都市中的几条街道，几棵老树，几个春夜，也是家乡。 **次从德国回来，是5月29日到达的上海。我特地带了满满一箱子调料，巧克力，甚至一只蛋糕。箱子太重，出租车司机拒绝帮我搬箱子。 我站在楼下，一声声高声叫喊我丈夫的名字。然后，我听到我孩子兴奋地大叫：“我妈妈回来啦！” 我孩子才三岁，正是当年我到达上海的那个年纪。她得站在马桶盖上，才能攀上面向院子的狭长窗台。在上海多云的蓝天下，她从北窗露出小半个脑袋和一根歪歪斜斜的小辫子。“妈妈啊！妈妈啊！”她一声接一声地叫着我，赞叹我们重逢了。 如今，她已经是一个终日忙碌的设计师了，生活在万里之遥。而我，也已经在那年，从慕尼黑到维也纳的旅行开始，开始了自己在欧洲各地断断续续的旅行。如今已经二十八年了。那真是漫长的，看不见尽头的旅行。只是每次的回程机票目的地都是上海，每次都回家。 父母家的八只箱子早已被我收回到自己家的客厅里。那些箱子有它们自己的名字，蓝箱子，牛皮箱，大黑箱子，铁皮箱子，父母当年就是这样一一称呼它们。当年迁徙时，父亲用白纸贴在箱子拎把旁边，给那些箱子编了号，还是用毛笔写的，陈七，陈十。那几张白纸都还贴得好好的，只是泛了黄。*小一只皮箱是我祖父的。现在我在里面收着祖父的一只洋铁皮烟丝盒子，还有姑妈钩帽子的铁钩针。 箱子上放着我家*后一张合家欢，爸爸坐在轮椅上，大哥满头白发，小哥哥看上去很帅，但实际上他肺上的癌肿已经发动了，可我们都不知道，只是忙着与爸爸惜别。那张照片是2011年春天照的，我们家四代同堂，丁香花园的草坪青翠一团。这是我们家从命运手中偷来的*后一个完满的春天。而对我家*小的孩子李翼张来说，却是与他爸爸家的长辈们**次见面。这个孩子2010年像我一样出生在北京，像我爸爸小时候一样姓李，像我姑妈一样属虎。像我们家所有的人一样，籍贯广西平乐。 清明时节，我们带着鲜花去祭扫。在郊区我们兄妹买下一块墓地，地里有棵罗汉松，它遮盖着土地。还有一块大石，刻着我家的来历。父亲与姑妈在这里归入大地，然后是我二哥。他们的骨灰营养着这棵松树。我家的人都知道，以后我们也会来这棵松树下，与他们团圆。有一块家庭墓地的感觉是安稳而奇异的。 插入照片1-7，1-8：我家的墓园 他们现在都在土里，围绕着那棵松。石块上嵌着他们的照片，比起我们家*后一张全家欢，他们在石块上的照片里笑得很疑惑，那是一种迷了路的样子。他们的名字下面刻着他们这一生简短的历史。他们出生在不同的城市，却都卒于上海。他们是此地的永久居民， 因此，此地已经是我的家乡。 放下橙子，苹果， 撒上新鲜的花瓣，点燃线香：“你们在这里都过得还好吗？” 插入照片1-9：墓园上的天空 心里却想，也许他们在地下也很想念我们吧。所以那棵罗汉松才会绿得那样湿润。 用手掌按在那覆盖了我至亲的泥土上，被春日晒暖的泥土，让人想起*后握着他们的手时，留在自己掌心里的体温。大概这就是家乡的泥土。远走天涯的人们，用小玻璃瓶装起一撮泥土，挂在脖子上。要是在异乡水土不服，就挖出一小块泥土，冲了开水喝下去。 听说这个土法子治好了不知多少人过敏的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