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学古文评点及教学建议

儒家思想与儒士精神 《说文解字》说：“士，事也。”“士”指有特定职事的人，但这并不是士之为士*重要的条件。“士”*重要的品质是其对于“道”的坚守与追求——志道、守道、乐道。明代冯梦龙评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句话时说：“无时无处而不行大道也。道大，则人亦大，故曰‘大丈夫’。”中国士人做人和为文是一致的，他们因坚持和向往“大道”而成为“大人”“君子”“大丈夫”，也因此而写出彪炳千古的文章。那么，士人向往和坚持的是怎样的“道”呢？余英时指出，“士”的传统就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道”：“士从*初出现在历史舞台那一刹那起便与所谓‘道’分不开”，“中国知识阶层刚刚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候，孔子便已努力给它贯注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要求它的每一个分子——士——都能超越他自己个体的和群体的利害得失，而发展对整个社会的深厚关怀。这是一种近乎宗教信仰的精神”。 下面，我们从儒家经典《论语》和《孟子》入手，分析中国文人的关键身份——儒士——的精神特质，体会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动人之处。选择《论语》和《孟子》，因为它们是体现儒家思想*经典的作品，以具体、生动的形式展现了儒家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梁启超在《世界伟人传??孔子》中写道： 自我神州赤县，乃至西尽流沙，北极穷发，东讫扶桑出日之邦，南暨椎结鴃舌之域，二千年间所自产者，何一不受赐于孔子？其有学问， 孔子之学问也；其有伦理，孔子之伦理也；其有政治，孔子之政治也。其人才皆由得孔子之一体以兴，其历史皆演孔子之一节以成。苟无孔子，则中国当非复二千年来之中国。 李泽厚指出，《论语》是有关中国文化的某种“心魂”所在，在塑建、构造汉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历史过程中，起到了无可替代、首屈一指的“严重作用”，成为士人言行思想的根本基础。孟子继承了孔子的衣钵，如韩愈所说：“自孔子没，群弟子莫不有书，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孔子提出了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的总体框架，孟子基于“人皆可为尧舜”的人性观，以及对有“浩然之气”的“大丈夫”人格的追求，指出了士人“成仁”及实现儒家理想的方向，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为士人修身、治国、平天下提供了具体的原则与指导。 《论语》及与其一脉相承的《孟子》是世世代代儒士*核心的人生指南，持续而深刻地给他们以人生的方向、信心、力量，为其提供近乎宗教信仰般的精神皈依。如清人孙奇逢所说：“只此数卷《论语》，无义不备，千圣万贤，不能出其范围。识其大者为大儒，识其小者为小儒。”无疑，《论语》和《孟子》是理解儒士品质*重要的切入点。基于此，我们从《论语》和《孟子》中摘录了有关个体操守、人性、人格等方面的内容，并将其蕴含的儒士精神归结为“仁义至上”“天性责任”“人格修养”“自尊自信”“反身而诚和任运自适”等五个方面。这些是中国古文作者一遍遍熟读并铭记于心的内容，他们据此经世济国、忍辱负重、箪瓢无悔、吟啸山林……教师应熟记和理解这些有关儒家思想和儒士精神的“原生素材”，将其作为赏析古文的前提和基础。 仁义至上 《周易??说卦》有言：“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仁”“义”实为儒家思想的核心、天地之间的“大道”。《论语》中讲“仁”有109次之多。孔子对曾参说，“吾道一以贯之”，这“一以贯之”的便是“仁”。李泽厚认为“仁”是由四个方面——血缘基础、心理原则、人道主义、个体人格——构成的思想模式和文化心理结构，此分析相当清晰和有说服力，可供参考。下面所摘录的有些内容没有“仁”字，但其实质表达了孔、孟对“仁”的理解。孟子说：“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尽心下》），这说明“仁”与“道”是一体的，体“道”即体“仁”；《论语》《孟子》中还有关于“义”“德”等范畴的表述，其本质同样是“仁”。同时，孔子和孟子还会批评“不仁”，使我们可从反面理解“仁”是怎样的。此外，在《论语》和《孟子》中，求仁、守道之人为君子、士、大人，孔、孟对这些人的描述和赞扬同样有“仁”的意涵。 关于“仁义至上”，《论语》有言： 君子不器。（《为政》） 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里仁》） 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里仁》） 苟志于仁矣，无恶也。（《里仁》）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 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 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 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也。（《里仁》） 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 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雍也》）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 德之不脩，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述而》）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 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子罕》） 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颜渊》）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子路》） 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宪问》） 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宪问》） 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宪问》）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 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卫灵公》）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卫灵公》） 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阳货》） 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子张》） 关于“仁义至上”，《孟子》有言：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告子上》） 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立于恶人之朝，与恶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公孙丑上》） 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尽心上》） 孟子曰：“阉然媚于世也者，是乡原也。”万子曰：“一乡皆称原人焉，无所往而不为原人，孔子以为德之贼，何哉？”曰：“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孔子曰：‘……恶乡原，恐其乱德也。’”（《尽心下》） 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尽心下》） 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尽心上》） 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与蹠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尽心上》）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梁惠王上》） 公都子问曰：“钧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孟子曰：“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告子上》） 今之事君者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为君约与国，战必克。”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告子下》） 仁则荣，不仁则辱。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犹恶湿而居下也。（《公孙丑上》） 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公孙丑上》） 莫如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公孙丑上》）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离娄上》）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离娄下》） 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若夫君子所患则亡矣。非仁无为也，非礼无行也。（《离娄下》） “仁”“义”的理念被中国士人彻底内化，成为其坚定的理想信念并付诸人生实践。士人在其文章中表达对“仁”“义”宗教信仰般的向往与追求，以及因此而生发的坚定、自豪、欣喜。孔、孟的“仁”“义”往往和名利对立，名利本身无咎，一个人积极努力做正事、行大道，即使不主动追求，名利也有可能自然而至。如《礼记》有云：“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孔、孟反对的是贪名逐利，是对名利过于主动、过分的追求。人活在生理、精神、心灵的三重世界，对名利的追求主要满足人较低层次的生理欲望，而人的精力和心力是有限的，追名逐利会使精神与心灵的世界变得荒芜。此外，获取名利往往是高度竞争性的，这个过程很容易让人迷失而见利忘义或不仁不义，如弄虚作假、踩低捧高、阿谀谄媚，导致个体的人生品质大为劣化。基于此，孔子有“君子固穷”之说，将士人对“仁”“义”的追求与“安贫乐道”“贫贱不移”统一起来。这不是在提倡士人以贫、穷为志为乐，而是提醒士人在“求仁”中警惕名利的陷阱，在“成仁”中坚定意志，勇于面对艰困的考验。 天性责任 “当仁，不让于师”“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士人将积极用世、仁义关爱、孝亲悌友、不屈不挠视为责无旁贷；更重要的，这些责任被认为是天生的，是每一个士人可以做到而且应该做到的。每个人天性被赋予了求仁得道的品性和能力，即“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因而“人皆可以为尧舜”。士人因此生发强烈的自豪感与使命感——“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士人相信只要下定决心、砥砺前行，就能够到达“仁”的彼岸。这样的责任感、使命感使士人表现出“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自尊、自信之气概。在下面的内容中，《论语》强调了士人的责任，《孟子》则强调了个体天性中求仁得仁的“良知”“良能”。 关于“天性责任”，《论语》有言： 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述而》） 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 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泰伯》）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泰伯》） 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 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匵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子罕》）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 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 当仁，不让于师。（《卫灵公》）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阳货》） 关于“天性责任”，《孟子》有言：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告子上》） 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公孙丑上》） 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离娄上》） 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尽心上》） 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尽心上》） 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则为容悦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为悦者也。有天民者，达可行于天下而后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尽心上》） 曹交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孟子曰：“然。”（《告子下》） （孟子被问“何为不豫”时说）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公孙丑下》） 周霄问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传曰：‘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公明仪曰：‘古之人三月无君则吊。三月无君则吊不以急乎？’”曰：“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滕文公下》） （有人问孟子为何“好辩”）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吾为此惧。……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滕文公下》）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离娄下》） 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曰：“天与之。”“天与之者，谆谆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万章上》） 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尽心上》） 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曰：“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告子上》） 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告子上》） 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告子上》） 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养之者。至于身，而不知所以养之者，岂爱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告子上》） 体有贵贱，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今有场师，舍其梧、槚，养其樲、棘，则为贱场师焉。养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则为狼疾人也。饮食之人，则人贱之矣，为其养小以失大也。（《告子上》） 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告子上》） “位卑未敢忘忧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正是责任心的驱动，中国士人将自己的人生与整个社会深刻“绑定”，他们因此而“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即使在看似闲适的生活中，士人也未曾脱卸内心的责任，如清代王符曾评《记承天寺夜游》：“试问有甚么忙？还是人不肯闲？”辛弃疾《清平乐??村居》中一派田园风光的“醉里吴音相媚好”，也掩不住作者报国无门的苦闷与忧伤。如叶嘉莹所言：“辛弃疾的词是一本万殊——不管他写的是什么，他的底色都是那种英雄豪杰的志意在被摒弃压抑中所受的挫伤。”“英雄豪杰的意志”，正是中国士人责任心的展现。士人的责任心典型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积极用世，力争有所作为；二是为追求仁义而付出极大代价，乃至舍生取义。士人自认“人皆可以为尧舜”，天性具有“良知”“良能”，追求仁义乃天性使然，“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不能、不愿发挥自己的天性乃“自贼者也”，就像一粒种子没有发芽壮大，这是未完成、不完整的人生，是非常遗憾、非常可惜的。个体在履行责任的过程中其潜在的天性被开发并得以施展，*终使自己的人生得以圆满。这是他们在修身、治国、平天下的过程中充满责任感、使命感和自豪感的根本原因，也是他们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忍辱负重，乃至不惜付出生命代价的核心驱动。 人格修养 士人求仁、成仁的愿望和行动必然会使其表现出某种人格特点；而一个人想要发挥自己求仁、成仁的天性，承担起社会责任，也必须在人格方面不断锤炼，加强自身修养。人天生就有求仁得仁的善因子，但这种本性很有可能被掩盖、压抑、扭曲，个体需要保护和恢复这种本性，就像从原石中精雕出宝石，可谓“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士人为此要“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士人在求仁之路上艰苦跋涉的同时锤炼、修养其人格，从而养成“塞于天地之间”“配义与道”的“浩然之气”。 关于“人格修养”，《论语》有言： 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枨。”子曰：“枨也欲，焉得刚？”（《公冶长》） 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公冶长》） 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 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雍也》）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 刚、毅、木、讷，近仁。（《子路》） 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宪问》） 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 子贡方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宪问》） 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宪问》） 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宪问》）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宪问》） 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卫灵公》） 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卫灵公》） 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卫灵公》） 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季氏》） 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吾见其人矣，吾闻其语矣。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季氏》） 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阳货》） 乡原，德之贼也。（《阳货》） 子贡问曰：“君子亦有恶乎？”子曰：“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曰：“赐也亦有恶乎？”“恶徼以为知者，恶不孙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阳货》） 子张曰：“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子张》） 子夏曰：“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子张》） 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子张》）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 子张问政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尧曰》） 关于“人格修养”，《孟子》有言： 五谷者，种之美者也；苟为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告子上》）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告子下》） 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公孙丑上》） 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公孙丑上》） 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滕文公下》） 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离娄上》） 守孰为大？守身为大。……守身，守之本也。（《离娄上》）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离娄下》） 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尽心下》） 尊德乐义，则可以嚣嚣矣。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尽心上》） 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尽心上》） 我们对这部分内容应予以高度关注，人格修养决定了士人的“精”“气”“神”，会直接体现在其作品中。如苏辙评《史记》有云：“辙生好为文，思之至深。以为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今观其文章，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小大。……此二子（按：孟子与司马迁）者，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人格修养影响乃至决定作品的主旨与形态，解读作品要“知作者”，其中的关键就是作者的人格修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