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雪散记

1946年暑假以后，丁则良复员北上，参加了战后教育部仅有一次的庚款留学考试，录取为唯一的史学留学生，与他同时考取的还有原联大外文系王佐良、数学系吴文俊、物理系朱光亚，化学系朱亚杰与艺术学院吴冠中等，都堪称相关学科的一时之选。次年，流金辗转沪上，执教上海师专与法政学院等高校，丁则良在这年夏秋之际远赴英伦留学。他致流金的两通来函都写在苏格兰皇后号上。 先来说**封信。《丁则良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附《丁则良先生生平及著译简表》1947年载：“7月，从上海乘船赴英国，船行两个月左右才抵伦敦”。而现存其**封来信明确说是“九月九日下午上船”，“十日上午十时开船”，再据其第二封信所说“预计十月六日可到利物浦”。则《简表》显然有误，不仅起碇之期不是9月而是7月，航程也非“两个月左右”，而仅一个月不到。 …… 在介绍船上饮食读写后，丁则良对“同行的人似乎都比我有钱”虽生感慨，转而“觉得也可以安慰自己”，比起那些带足罐头、装满行头的纨绔子弟，他尽管赤手空拳，却对自己过人的才学自信满满：“我带了一个不太世故的头脑去，将来总要打出一个天下来。”这种率真与自信，却让他后来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第二封信的信息量远比前信丰富。其一，这年6月签署了《蒙巴顿方案》，8月印巴正式分治，开启了迄今未靖的印巴纷争，丁则良在赴英海轮上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完全为英人一手造成”。其二，在英国问题上，丁则良既揭露了英人在平等外衣下的种族观念，也点明了当时工党政府执政危机在于能否顺利完成战后恢复（艾德礼政府后来在这点上做得颇为成功），还充分肯定了英国在艰苦条件下实行配给制的做法，将其提到“社会主义之精神端在于公平享受”的高度。其三，丁则良*挂怀殷忧的还是中国问题，他比较中印两国而直抒己见，认为“中国人之国家观念似不及印人”，预卜“中国今日之问题不如印度之单纯”。 信末说到的熊秉明，是数学家熊庆来之子，毕业于西南联大哲学系，这年也考取公费，赴法国巴黎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后旅法不归，在雕塑、绘画与书法诸领域融通中西，成为大家。那个“小徐”，或即他们共同友人徐高阮。丁则良写此信那天是旧历八月十三， 故有“中秋已近，翘首云天，固不胜莼鲈之思”云云，也折射出他感情化的另一面。 作为公费留学生，丁则良在信里强调两点。一是在比较香港与联大学生的英文水准与思想程度后明确主张：内地“像样的大学，能使学生之英文达到能说能写之程度，则出国之后，获益将远较今日之留学生为多，而其成就亦非若干买办子弟所能企及”。二是在探讨中印两国前途时尤其强调：“在今日尚未大一统之际，国家仍有其意义，而非到外国，似不能深切体会国家地位关系之大”。 这种国家观，在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相当普遍，其产生既与近代中国历经外患内乱息息相关，也成为1949年新政权成立之初许多海外知识精英毅然归国报效的主要动因。这种家国情怀，同样深刻左右了丁则良。据《读史阅世六十年》，何炳棣留美前夕，丁则良曾对他说：“我们不要学林语堂，搞学问专以美国人为对象；我们应该学胡适之，搞学问要以自己中国人为对象。”他自己在考取公费留学后随即致函何炳棣，表示决意进伦敦大学斯拉夫研究所修习俄文，改治苏俄史。何炳棣鉴于好友在国史研究，尤其宋史领域已崭露头角，驰函劝他修英国史，“不宜以大量时间投入新的语文；如能从高深的英史研究中了解并达到史学较高的意境，将较俄史更有裨于长期国史的研究”。但丁则良坚持己见，不为所动。他之矢志转攻苏俄历史和现状，与上述家国观似也密切有关。据其弟丁则民回忆，当他同年也考取自费留学资格时，丁则良就统一规划了兄弟俩的治学方向。他赞同则民专攻美国史，以美国作为年轻国家而迅速发展，其历史值得“供我们振兴祖国的借鉴”；而自己则认为，“在当时两个对立阵营的世界中，苏联是一个阵营之首，在国际事务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因而需要研究她，特别是考虑到祖国的发展前途，就更需要研究它。”足见他不听挚友规劝，乃基于“祖国发展前途”的考虑，与他致翁子与流金信里强调“尚未大一统之际，国家仍有其意义”之间有着内在的契合。 惟其如此，赴英以后，他不遗余力强化新外语学习，仅用半年就顺利通过俄文考试，转入论文阶段。在英短短数年，他研究俄国历史与苏联现状都大有收获。1949年秋冬之际，丁则良致信何炳棣，激动表示，“英国费边式社会主义福利国家无光无热，就要建国的中共有光有热”，决心放弃论文，迫不及待地准备回国报效。王永兴也忆及：“全国解放的消息传到伦敦，则良极度兴奋，他向导师提出辍学回国，为祖国效力。导师劝他再读一年，就可拿到学位，则良不能等，放弃学位，回到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