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乳与牛奶:近代中国母亲角色的重塑(1895-1937)

本书作者钻研“牛乳东来”问题经年，在有关课题还未受到太多人注意时便早已到海内外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等资料库搜集原始资料。其博士论文即以“母乳与牛奶”为题，探索近代中国婴儿哺育与母亲角色重塑的课题。本书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加以发挥，除讨论牛乳哺育与近代中国母亲角色的重塑外，更挖掘中国母亲在近代社会变迁下的各种经验与心声，所述涉及为人母者在变化中的母亲角色要求下的应对、妥协、挣扎或抗争等举措细节，这些触动人心却鲜为人知的个人自白，已足令人深思良久、低回不已。乃因有关问题的症结不少实于今犹在，引发共鸣，叫人唏嘘。这些看似碎片化的内容，实实在在关乎宏旨，值得深探，是为全书的精华部分。如有可能，作者似应尽量继续再搜集更多个案，以资日后作比较之用，假若资料尚未穷尽的话。
其实，本书所采用的实证资料已很丰富，包括上海档案馆的档案、统计数据、社会调查、教科书、报纸、广告、图像、期刊、杂志、日记、回忆录、文学作品等官方和民间资料，从牛乳消费到妇女生活、母亲到婴孩等的文字及非文字材料。当中不少属近年的热门研究领域“日常生活史”资料门类，也包括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大量传入中国的西洋及日本的知识媒体等。的确，在当时中国正遭逢千古未有的大变时，亡国亡种的危机感助长了强国强种的意识，妇女治家育儿等家内事也成为公共领域上备受关注的兴国强种大业。本书指出，当舆论强调母乳哺儿的强国强种作用时，正值牛乳东来之际，奶粉商遂以科学和文明话语推销牛乳，强调这种重视营养和卫生的科学化育儿法有强国强种实效，终令奶粉打进中国市场，牛乳哺育得在中土萌芽滋长。
本书对洋商来华与牛乳传入、销售、宣传推广、消费等方面的发展，言之有据，内容扎实，足见作者多年治牛乳东来史的根基。不过，作者措意所在乃母亲角色和经验的转变。这与她在中国母婴史领域上的教研心得有关。虽然我们无法确知弃母乳，用牛乳哺儿的母亲人数，作者也认为她们只属少数，却值得穷尽有关资料，对这批先行者作细致的质性研究，以对中国婴儿哺育和母亲角色重塑的课题有所开拓；而详述每个个案，以揭示这些母亲的个体经验，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其主体性，有所发现。有关资料虽然零散，且极难推断个案本身的代表性，也无法采访当事人求证。但这些局限性其实也存在于史家所用的其他史料中。只要能缩小历史拼图中的空白部分，便可算是一种贡献。何况这类质性研究其实有其在方法学上的启发性和再探的可能性，尤其对妇女史这类空白特多的课题有一定针对性，详见下文有关理论的部分。
作者指出，从母亲的故事中其实很难清楚看出她们选择以牛乳哺婴是为了强国强种等宏大理想。日常生活上的安排、消费模式、商品化和市场化等现代性的影响因素可能更显而易见。所以“强国强种，良母有责”等针对妇女的“国民之母”角色的规训，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不及柴、米、油、盐和衣、食、住、行等细节和繁琐家务，以至对家中老幼的关顾工作来得贴身，即使作为看顾者的家庭主妇她们并无太大的选择自由，也即使社会理论家或运动家强调的是宰制日常生活的大结构如资本主义体制等。近年日常生活史家所重视的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体的经验和感受，认为这些讯息更能反映现实。然而，这类资料所呈现的往往是非常复杂、矛盾重重的历史现象，充满张力，难以梳理，但这也许才是实况。故本书“母亲的抉择”一章所详述的个案各有特色。当中的母亲都选择牛乳育儿，但形象不一。当时中国的母亲类型也很可能不以作者论文中所总结的三种—贤妻良母、在职母亲、“摩登”母亲—为限，而作者所挖掘的案例数目有限，它们是为了弥补民国社会调查资料的粗疏缺陷而被采用的。可幸作者对这些个案述之甚详，尽量呈现有关这批母亲的文字叙述内容。它们有母亲所写的育婴日记、自白文章或他人对她们的记述如采访文字及文学作品，也含少数父亲的随笔在内，约十数篇。从本书作者的铺陈可见，这批文字的内容其实颇翔实，涉及的课题也很多样化。其中包含的个案有为革命而将哺育和照顾婴儿的责任交托于乳娘或家人的丁玲；也有同是五四成长的新一代小家庭中的年轻父母，他们为夫妇同就业、共育儿的理想而努力。但个案中的覃英及其夫鲁彦却受到不少意想不到的挫折，二人所合著的《婴儿日记》流露出新时代的在职女性不必为生儿育女而断送事业的期许，可采之法是乳母的雇用或牛乳哺育。例如覃英因有工作而又缺乳，故用牛乳哺儿，又聘用佣人照顾长子。然本书作者细读《婴儿日记》后，发现它不仅载录了覃英夫妇在理想难以完全实现方面的挫折，从字里行间又可窥见作为五四成长的新一代的女主人本身实备受各种客观和主观局限性的影响，如儿子健康问题令家姑不满牛乳哺育；甚至连丈夫在她离家工作时留家带孩子都会令她内疚不已。作者以前者为长辈的压力，与父权家长制有关；后者则为覃英对家庭、丈夫和儿子的责任感所产生的自责心和罪感，因她“骨子里仍深受传统男外女内的性别角色影响”。在前后两者结合的压力下，她遂在第二胎出生后回归家庭，歉疚心更令她思索“如何做个母亲”。
传统意识和罪己的愧疚心亦出现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出版的另一个文本《母亲日记》中，可见母职与事业间的矛盾，以及罪疚感常是*磨人的情绪。主角绿萍也坚信育儿是母亲的“义务”，为了让自己可以抽身工作，她得先自行妥善处理好育儿问题。结果她得靠两位乳母兼佣人、母亲、嫂嫂等的帮忙，才能进入职场。本书作者除批评绿萍的育儿是母亲个人义务的观念外，也指出民国舆论避而不谈的是在全无政府或社会支援的情况下在职母亲的有限资源问题。个人能有足够资源者，相信只属少数中的少数。双重或多重负担常令新女性的独立自主梦想难以实现，这又何尝不是个于今犹在的现象呢?
五四后的新女性从求学到就业之路是曲折的，三十年代就有“妇女回家去”的逆流，母职常是个借口。本书所引的母亲自白就有一篇题为《我回到家庭去了》的文字。吊诡的是，这位母亲为帮补家计而就业，到头来却因无法负担乳娘或雇人以牛乳哺婴的工钱而只得回家照顾幼儿。另一篇自白的作者则为了孩子而放弃学业，然心有不甘，希望终有一天可以做一个“人”，而非只是妻子和母亲。短短的篇章充斥着无奈的唏嘘感。另一篇产妇见闻报道也提到一位母亲就有女人“一生了孩子便什么都完了”的无奈叹息。
在各种母亲哺儿的故事中，*令人印象深刻的相信是哺母乳给母亲所带来的难言痛楚。和经痛、产痛一样，哺母乳之痛是女性所经历的无法形容，或难以言宣之苦。为人母者对此大多索性闭口不谈，默默忍受，视之为理所应当。当然，母亲之痛常包含肉体和精神两方面，上述有关母亲所承受的各种外在压力及其内化，就令她们的负担百上加斤。故有关课题涉及身体史，也关乎经验与建制之间的关系。西方女性主义诗人艾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Rich）的经典名著《生自女人：作为经验和制度的母亲角色》（Of Woman Born: Motherhood as Experience and Institution）就既指出女人通过生育、哺育和抚育等经历强烈地体验她的身体和感情，却也强调母亲之痛源自母亲角色的建制化压力。
不过，民国时期的媒体却记载了少数较富裕的“摩登”母亲可雇用奶妈代劳哺婴，并代她们承受哺乳之痛。本书作者对民国母亲的分类，就有一类叫“摩登母亲”的，而当时被视为“摩登女性”必读的《玲珑》等杂志就常登载这类现代时尚女性的特写，也报道新型的“快乐小家庭”和“摩登母亲”的闲适生活状况，再现了现代性的魅力。然同时出现在其他民国媒体（尤其是左派报刊）上的对“摩登母亲”百无聊赖的少奶奶型生活的非议和负面论述也不少。可见在那个转型的时代中，母亲形象其实殊相杂陈，不一而足，令我们联想到女性主义史学理论大师琼??W.斯科特（Joan.W.Scott）对“经验”的特殊看法，她从后结构主义和后本质主义视角，质疑一般被视为证据和知识根基的经验的权威性批判将经验过分通概化和本质化的倾向，认为个人经验不是固定的，要理解它的历史性、时代性、阶级性等性质，故常须将它放在脉络中去分析，这就涉及她“将经验历史化”（historicizing “experience”）的理论。她主张我们所着眼的该是建立主体的过程，而不仅仅是经验本身。由是，我们不能忽略经验与角色要求之间的关系，以及经验和主体性的社会性和时代性。
本书所重的虽是女性的主体性这个妇女史重点，但作者并无忽视父权家长制的制约力及其性别意涵，并警觉到女性经验与阶级定位问题的关连。至于中国母亲的遭遇及其独特性与他地母亲的比照，以至时代推移下奶粉潮在抗战后的曲折发展，及后自改革开放国民趋慕西方奶粉品牌的潮流下的母亲境况等问题，则有待作者的后续研究的补充，以对本书所论列的现象的时代性作出定位论断。相信这也有助国际上方兴未艾的母亲研究领域的开拓；而上文所举出的于今犹在的问题也值得继续深探其长存因由。这些课题也关涉家庭史范畴，而当家内贡献仍与“说不出”、“说不得”、“不必说”、“一言难尽”等无奈表述分不开时，如何解读这种现象，实与家内领域的研究能否有所突破息息相关。谨以此序献给仍有待学界甚至女性主义学界充分关注的母亲、母亲运动家以及家内女性关顾工作者们，愿她们在照顾他人的同时，自己的辛劳和付出也受到关怀和注意。
叶汉明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
2017年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