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立而后凡事举/鲁迅教育观今读

“真的要救救孩子” 鲁迅教育观中，儿童教育无疑是一个重点。先生的 《狂人日记》（《呐喊》），*后一句话是 “救救孩子……”。他逝世前不久写的 《“立此存照”》（《且介亭杂文末编》），结尾部分写道：“真的要 ‘救救孩子’。这 ‘于我们民族前途的关系是极大的’！”先生的呐喊当然不是空穴来风，他在 《随感录二十五》（《热风》）中，这样描述当时北京的儿童：“穷人的孩子蓬头垢面的在街上转，阔人的孩子妖形妖势娇声娇气的在家里转。转得大了，都昏天黑地的在社会上转，同他们的父亲一样，或者还不如。”他在 《上海的儿童》（《南腔北调集》）中，对中外孩子作了如下比较： 倘若走进住家的弄堂里去，就看见便溺器，吃食担，苍蝇成群的在飞，孩子成队的在闹，有剧烈的捣乱，有发达的骂詈，真是一个乱哄哄的小世界。但一到大路上，映进眼帘来的却只是轩昂活泼地玩着走着的外国孩子，中国的儿童几乎看不见了。但也并非没有，只因为衣裤郎当，精神萎靡，被别人压得像影子一样，不能醒目了。 为了孩子，为了中国的未来，先生写了几十篇有关儿童教育的作品。先生谈教育，很多内容从儿童谈起。他的儿童观，主要是从家庭教育角度谈的，但其基本精神，也完全适用于学校和社会教育。前文已谈过的，不再重复。这里，展开谈一谈对孩子 “一要理解，二要指导，三要解放”。 先生认为，儿童教育始于对孩子的理解。他在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批评对孩子不同的误解，共同特点是没有理解 “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在先生看来，理解孩子首先要理解孩子爱玩，爱做游戏的天性。他在回忆散文 《五猖会》（《朝花夕拾》）中，讲了父亲不理解儿子 （“我”）的故事——— “我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 （按：指去看五猖会前）叫我来背书”。在散文诗 《风筝》（《野草》）中，讲了哥哥 （“我”）不理解弟弟的故事 （按：指折断、踏扁弟弟的风筝）——— “在我们离别得很久之后，我已经是中年。我不幸偶而看了一本外国的讲论儿童的书，才知道游戏是儿童*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 1934年是上海的 “儿童年”，先生专门写有 《玩具》 （《花边文学》）一文，谈到他 “时常看看造给儿童的玩具。”看到玩具有不同档次，外国货在店里或大公司卖，价格有高低。中国制造的橡皮泡，只能在挑的担子或小摊上卖。先生评论道： “我们中国是大人用的玩具多：姨太太，雅片枪，麻雀牌， 《毛毛雨》，科学灵乩，金刚法会，还有别的，忙个不了，没有工夫想到孩子身上去了。”玩具，也反映出中国社会对孩子不重视、不理解。 在先生看来，理解儿童还要理解他们的 “幼稚”。先生1924年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友会上，发表了题为 《未有天才之前》（《坟》）的演讲，针对文艺界对一些 “幼稚”作品 “恶意的批评”，语重心长地说：“其实即使天才，在生下来的时候的**声啼哭，也和平常的儿童的一样，决不会就是一首好诗。因为幼稚，当头加以戕贼，也可以萎死的。”幼稚是人生的一个必经阶段，因幼稚而对儿童加以打击和残害，儿童就无法健康成长。先生在 《这个与那个》（《华盖集》）中，针对文艺界对于青年的创作 “忽然降下一个 ‘流产’的恶谥”，作了精妙的比喻： 孩子初学步的**步，在成人看来，的确是幼稚，危险，不成样子，或者简直是可笑的。但无论怎样的愚妇人，却总以恳切的希望的心，看他跨出这**步去，决不会因为他的走法幼稚，怕要阻碍阔人的路线而 “逼死”他；也决不至于将他禁在床上，使他躺着研究到能够飞跑时再下地。因为她知道：假如这么办，即使长到一百岁也还是不会走路的。理解幼稚就是理解人的生长规律，每个人都是从幼稚走向成熟的。先生认为，对于儿童教育，在理解的基础上，便是指导。指导孩子，涉及指导的方向和方法。先生在 《随感录二十五》中，批评了中国的父母在指导孩子方面所存在的不负责任现象： 中国的孩子，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不才。生他的人，不负教他的责任。虽然 “人口众多”这一句话，很可以闭了眼睛自负，然而这许多人口，便只在尘土中辗转，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 不负责任的本质问题是不把孩子当人，这样，孩子长大后也就成不了真正的人。 先生进一步分析道： 中国娶妻早是福气，儿子多也是福气。所有小孩，只是他父母福气的材料，并非将来的 “人”的萌芽，所以随便辗转，没人管他，因为无论如何，数目和材料的资格，总还存在。即使偶尔送进学堂，然而社会和家庭的习惯，尊长和伴侣的脾气，却多与教育反背，仍然使他与新时代不合。 先生反复强调了 “人”和 “将来的 ‘人’的萌芽”概念，期望孩子成为 “完全的人”。他在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说：“须教这新生命去发展”，使子女比自己更强，更健康，更聪明高尚，更幸福，“超越了自己，超越了过去”。这就是先生心目中 “完全的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