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创新政策与国际经贸规则协调研究

　　《中国科技创新政策与国际经贸规则协调研究》：　　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阶段的协调问题：“转型期”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阶段大致是从2012年开始的。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作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大部署，提出要“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时强调，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是要“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增强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形成新的增长动力源泉”。2015年发布的《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指出，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强化科技同经济对接、创新成果同产业对接、创新项目同现实生产力对接、研发人员创新劳动同其利益收入对接”。2016年发布的《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提出了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2030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的“三步走”战略目标，同时明确指出，“创新驱动就是创新成为引领发展的**动力”。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在新形势下中国以全球视野谋划制定的新发展战略。首先，中国在全球的经济地位迅速提升，逐渐开始以崛起中大国的视角审视国际竞争形势和未来发展前景。2010年，中国GDP首次超过日本位居全球第二。2013年，中国贸易总额首次超过美国位居全球**。但中国的发展还面临重大科技瓶颈，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格局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很多产业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发达国家在科学前沿和高技术领域仍然占据明显领先优势。其次，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逐渐进入新常态，通过创新驱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需求越发紧迫。创新驱动成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破解经济发展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必然选择，是更好引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后，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创新驱动成为谋求新的国际竞争力的大势所趋。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重塑世界竞争格局、改变国家力量对比，创新驱动成为许多国家谋求竞争优势的核心战略。而为了掌握新一轮全球科技竞争的战略主动，国家对战略科技支撑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迫切。　　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阶段，中国科技创新政策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协调问题呈现出三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协调问题保持了前一阶段的频发态势。按同等时间跨度计算，2012年至2017年，中国在WTO中与科技创新政策有关的被诉案件由前一阶段的5起增加到6起。二是对政策的约束逐渐出现在高技术领域和战略性的产业领域。2015年美国在WTO提起的DS501案就是中国在航空工业领域的首个被诉案件。2017年8月美国对中国发起的“301调查”重点关注的则是所谓的“强制技术转让”问题。三是现行规则之外的“软约束”增多。一方面，发达国家越来越多地借助双边平台或单边措施对中国科技创新政策进行限制。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主导推动的国际经贸规则调整也有进一步挤压中国科技创新政策实施空间的倾向。　　造成这种“转型期”特征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中国科技投入的持续大幅增长，以及科技创新不断取得重大战略性突破，对发达国家构成了较大的竞争压力。中国国家财政科技拨款从2006年的1688.5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5600.1亿元，年均增速达到22%，2018年进一步提高到9518.2亿元。中国在基础研究和战略高技术方面持续突破，取得了载人航天和探月工程、载人深潜、超级计算、量子反常霍尔效应、量子通信、诱导多功能干细胞等大批创新成果。在高铁、移动支付、人工智能等领域已经超过或将要超过发达国家。根据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历年《国家创新指数报告》的测算，中国创新指数已经从2006年的第25位提升到2016年的第17位，接近世界创新国家“**方阵”的水平。第二，由于既有规则越来越难以限制中国科技创新竞争力的提升，发达国家就有更大的意愿推动规则调整以纳入更多限制性规则。知识产权、政府采购、跨境数据流动甚至环境标准等规则的调整都反映出这种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