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的社区/宋元以来泉州湾地域社会与海外拓展

　　《流动的社区：宋元以来泉州湾地域社会与海外拓展》：　　在侨乡的近代化经济建设中，华侨不单是以侨汇为维持泉州经济消费提供资金，基于“实业救国”的感召，华侨亦投资乡里，发展近代工商业，泉州的旧城改造和公路建设都有华侨的参与。比之民国时期匪患严重的闽南乡里，厦门市面较为安靖，因此泉籍华侨的投资于厦门较泉州为多，②但是依旧有不少华侨资本投入泉州，在近代的福建经济中，*大的投资来源就是华侨。据调查，从**次世界大战后期至1957年止，华侨直接投资在泉州工商、交通、文化和其他事业的共有一百七十八个企业或单位，大约占泉州1956年工商各业总户数的百分之三十左右，比例虽然不大，但投资总额却高达八百七十一万四千一百九十二元，占福建全省华侨总投资的百分之十二，其中在与近代化建设有直接关系的公路汽车运输业上有十五个企业，侨资六百一十九万八千五百余元，约占总投资额的百分之七十一，泉安汽车公司和泉安公路的建设在泉州近代化发展中是很重要的一笔；此外与近代化关系密切的文化事业二个，投资总金额为十六万八千余元。③在直接投资之外，由于南洋华侨在外辛苦获得的财富通常交予亲眷族人经纪处理，或者经由侨批局、存入钱庄变为借贷资本，因此间接受益于华侨资金的工商业数字亦十分可观，据泉州工商业人士估计，新中国成立前泉州工商业户百分之七十以上或多或少地利用或者借用侨汇、侨资以维持企业的经营活动。20年代后，南洋华侨因世界资本主义景气的关系侨汇更形充足，钱庄始大量发展起来，在北伐前后，安海一地就多出振安、复源、通利、东南、和济、裕川、福安、顺利等新钱庄。钱庄经营的依旧是高利贷，以安海钱庄为例，一般存入的利息为六厘，贷出一分二厘，①而钱庄的资本多来自华侨投资，安海钱庄资本来源就有实业救国不成的泉安汽车公司创办人陈清机、吕宋华侨吴起顺等；民国初年泉州新桥头聚集的钱庄许多为南门外树兜乡印尼华侨蒋氏家族所创办。　　华侨倡导了从1923年开始的历经十五年的泉州老城的改造。1923年，泉安公路建成通车，泉州老城的改造变得迫切起来。在归侨陈新政、徐剑虹、戴愧生等人的促成下，以刚从菲律宾回国的泉州辛亥革命名人、地方事务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叶青眼为中心，组建了泉州市政局，着手按当时的近代化理想进行老城的拆除改造，泉州因此失去了一部分旧城墙，而得到了一条新式的中心马路，残余的旧城墙在抗战期间完全被拆除，泉州老城中心的中山路则充满了来自南洋的异域风情。　　然因时势所迫，闽南先是民军之患、后又有抗战之苦，华侨受“实业救国”感召在泉州投资的近代化工商业多数并不成功，陈清机等倡导的在安溪、永春探矿开发的计划，在获得海外华侨认购优先股三十余万银圆的情况下因1933年“闽变”而告流产，1929年陈清机创办的“泉州安海桥西垦殖公司”也因匪乱而废弃。曾被寄予厚望的泉安汽车公司因镇压“闽变”为政府征用而损失甚巨，抗战中泉秀汽车公司因投资的公路被破坏、车辆被征用而告破产，②此类事例不胜枚举。在整个20世纪，华侨对泉州经济现代化的影响更多地表现在*后二十年的经济建设运动中，泉州的确因“侨乡”的优势而走在经济发展的前列。　　在泉州近代公共事业和慈善事业上，华侨几乎是绝对主力。近代政治制度从清末新政开始名正言顺地影响中国社会，1909年，清廷公布了《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要求各地遴选公正之绅士，依章程将城镇乡自治各项事宜迅速筹办。这些自治事项共计八项，其中前六项为：（1）学务，中小学堂、劝学堂、阅报社、图书馆等；（2）卫生，清洁街道、清除污秽，施医药局、医院、戒烟会等；（3）道路工程，修缮道路、建筑桥梁、疏通沟渠等；（4）农工商务，劝工厂、工艺学堂等；（5）善举，救贫、恤嫠、保节、育婴、施衣、施粥、义仓积谷、贫民工艺、救生会、救火会、救荒、义棺义冢等；（6）公共事业，电车、电灯、自来水等。实际上这些内容以自治之名囊括了*主要的应由各地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然而从清末到民国，由于近代化启动资金的匮乏、国家财力的不足，政府在公共产品的提供上情况不尽如人意，而在泉州这样的侨乡社会，华侨以集体之力在许多方面替代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因此华侨成为泉州侨乡社会公共事务中举足轻重的力量，而他们对侨乡公共事务的参与之深，证明他们不脱离于侨乡社会，即使身在外乡，依旧是侨乡社会的成员，若以“公共领域”为比拟的话，华侨的活动不仅拓展了所属社区的边界，甚至将侨乡的公共领域亦拓展到了海外，在海外营造出一个为侨乡服务的公共空间。　　华侨资本首先在泉州修建了泉安公路、泉秀公路等工程，改造了旧城，为基础建设的公共产品出力，但是在替代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上更明显的是各种公共事业，华侨在泉州兴办、支持了许多公益事业，包括学校，赠药处、养老院等等，在政府力量所无法做到的地方弥补了空缺，是泉州非营利事业的先驱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