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七十年出版业荣光 共创新时代编辑界辉煌—中国编辑学会第20届年会获奖论文(2019)

　　《分享七十年出版业荣光 共创新时代编辑界辉煌：中国编辑学会第20届年会获奖论文（2019）》：　　纵观70年来的出版技术变迁可发现，在现代中国的历史语境中，技术的发展自有其规律。首先，出版技术的发展总体是进步的，但也有坎坷和曲折。从总体上看，出版技术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机器作业基本取代了出版活动中的繁复性工作，被解放了的双手转向了对政策方向、管理经营的把控。出版技术不仅实现了机械化的目标，而且正朝着标准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各类出版器械、出版软件，各项出版规范、出版标准构成了中国出版业坚实的技术基础。从部分上看，出版技术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有时也会有跌宕起伏、循环往复的过程。“文革”时期，我国的出版业一度陷入混乱，当时的出版技术更呈现出奇特的内部对比。一边是印刷工业在机器轰鸣中屡建新功，另一边是各项技术规范又被政治运动碾压殆尽。技术的扭曲发展是特殊时代下特殊政策影响的结果，正确处理好技术发展与外部环境的关系是我们要谨记的历史教训。其次，出版技术的成果新旧共融、相互叠加。技术的变革并非新技术对旧技术的完全取代，而是各取所长，*终达到合和共生的效果。尽管电子排版代替了铅活字版，但铅版印刷的主要成果——纸质出版物并未因此消失。即便在数字出版时代，电子读物仍极力创造类似纸质书的阅读体验。墨水显示屏、翻页特效、笔记功能等莫不如此。人类几千年来的纸质阅读习惯根深蒂固，短期内难以改变，以至于新型出版物必须加以模仿。从纸质出版物到电子出版物、数字出版物的变化展现了出版载体由实到虚、虚实相生的发展历程。它们前后相承、和谐共存，共同丰富了出版物的表现形式。*后，出版技术并不孤立，而是受到多方因素的影响。历时地看，改革开放前30年，国家意志主导了出版技术的变迁。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以行政指令主导私营出版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将沿海和大城市的技术力量布局到出版业欠发达的边远地区。为了快速实现出版现代化，政府制定技术标准，鼓励各地各企业研发技术工具，*终以短短17年的时间初步建立起了与出版业相配套的技术体系。与之类似，“文革”期间印刷技术的大发展也与大量印刷领导人著作的要求存在一定联系。改革开放后40年，国家、市场和科技共同主导出版技术变迁。中国经济步人快速增长期后，出版需求与日俱增。加之全球科技发展如火如荼，以新技术提高出版生产力成为必然。在如此前提下，政府才有可能制定出版技术的发展规划。简而言之，市场是动力，科技是来源，政府是推手，三者合力促成了出版技术的数字化革命。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尝试理解技术变迁与出版现代化的关系。一方面，技术变迁是出版现代化的因素之一。“现代化”的所指十分复杂，从不同角度得出的解释往往南辕北辙。一般而言，现代化是事物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动态过程，它常与工业现代化、制度现代化、管理现代化联系在一起。魏玉山认为，“现代出版的诞生标志，不是某一个环节具备了现代因素，而是指整个出版行业的现代化”：“蒸汽动力运用于图书出版有关的环节”“现代管理方法和观念”“出版物的现代化”“现代图书发行体系的建立”“现代版权制度开始确立”。①因此，出版的现代化就是所谓“现代性”因素的动态发展过程。基于上述观点，可归纳出新中国出版现代化的主要特征：机械工具和数字软件、出版规章制度、非纸质出版物，全国性出版发行体制，著作权保护法。从广义上看，出版现代化的相关特征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技术变迁的影响，但技术并非唯一动力，而仅是出版现代化的一个层面。另一方面，出版变迁与出版现代化存在复调关系。二者互不隶属，但又在“出版”的大范畴内交织运动，技术的变迁会加速出版现代化，出版的现代化也会推动出版变迁，形成了相对独立但又有机统一的和谐整体。在中国出版的历史叙事中，存在着“现代化”的研究范式。此种范式认为，从19世纪开始，中国出版业的变迁是抵御外国侵略、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宏大历史的一部分，即出版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