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购买养老服务规制研究

　　《政府购买养老服务规制研究》：　　三、研究扫视与法治进路　　（一）国内外研究述要　　需要首先说明的是，政府购买养老服务本身作为政府购买服务的一项基本构成，包括法学研究在内大多是将其融人于后者研究的一部分进行的，直接论之的研究成果十分有限，缺少专门性和针对性。鉴于此，《政府购买养老服务规制研究》从基础性的政府购买服务这一上位视角展开，以使政府购买养老服务研究得以“窥见一斑”。　　1.世界性经典成果　　一些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经典著述可为我们从法律上研究清楚为什么购买、如何购买服务等基本问题并进而进行法律构造提供不可或缺的理论基石与学术视野。例如，《公共支出的纯粹理论》一文通过现代经济学分析给出了公共产品的经典定义（萨缪尔森，1954）；《民营化与公私部门的伙伴关系》一书论证了民营化是改善政府的*佳途径这一基本理念（萨瓦斯，2002）；《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一书提出和建立了一种更加关注民主价值与公共利益、更加适合现代公共社会和公共管理实践需要的新公共服务理论（登哈特夫妇，2004）；《权力共享——公共治理与私人市场》一书*大贡献是将委托一代理理论具体应用于合同外包（凯特尔，2009）。此外，我国学者张汝立等（2014）所著的《外国政府购买社会公共服务研究》等著作也对国外政府购买服务的研究状况进行了细微梳理。　　遗憾的是，纵览国外有关研究并进行专业检索，我们发现基本上是从公共管理学、行政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角度进行的研究，直接从法学角度研究的成果非常有限。但就借鉴而言，如政府购买服务涉及对公权力的性质认识与重新配置，两大法系学者根据自身传统各自作出了理论探索，这便提供了可资学习的理论参照与发展指向。而如西方发达国家的法治化、市场化、透明化的既有经验以及不少探索可为解决中国问题提供一定借鉴——但尽管如此，并非都能当然解决中国问题，有的甚至还会制造问题。　　例如，政府包办固然必须摒弃，但本应坚守公共性、公益性却背离市场化与福利性耦合而不当呈现泛市场化或过度市场化以致落人市场化陷阱的养老服务，同样难以为继。又如，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只是公共服务民营化或者说社会化的一种方式，萨瓦斯的民营化绝非直接等同私营化或私有化，甚至萨瓦斯（2002）本人也提醒“民营化就像拆除炸弹，必须审慎对待，因为错误的决定会导致危险的后果”——这在中国语境下更是如此。况且，国内研究本身也存在“一些学者采用简单的‘拿来主义’，忽略中西方在政府购买养老服务过程中的制度背景、福利文化、社会组织发育等多种因素差异”（吉鹏，2014）等的不当倾向。　　事实上，“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公共服务合同外包，我国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本身就是中国特色的制度实践”（齐海丽，2016）。因此，当我们在积极主张中国特色、中国经验的政府购买养老服务的法律构造时，对国外经验要充分研判、审慎考量，因应进行去粗取精、有的放矢、为我所用的理性对待、积极借鉴与本土实现。　　2.探索性国内研究　　相对于更多聚力于公共管理学、行政管理学、社会学等的既有研究而言，目前有关的法学研究实在是薄弱不堪，尚未引起学界的应有重视。　　经知网检索，直接以“政府购买养老服务”为题的法学期刊论文与学位论文也仅40箱左右，且基本为2012-2019年的研究成果。特别是近年来，虽然增加了不少直接关于“政府购买养老服务”且更多集中于“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这也本是应该的）的法学硕士论文，但遗憾的是，可查见的同期法学博士论文仍似《政府购买养老服务问题研究》（袁维勤，2012）1篇。其他有所关联的法学博士论文也不多，如《变革与回应——民营化的行政法研究》（杨欣，2006）、《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行政法治化研究》（谭朴珍，2014）等。至于法学专著，如《公共服务合同外包中政府责任研究》（杨欣，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法律规制研究》（何平、吴楠，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立法研究》（刘玉姿，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等为数不多的稀缺成果得以出版，委实难得。但直接以“政府购买养老服务”为题的法学专著，仍是尚付阙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