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

　　《义》：　　阮籍不具备嵇康高洁的品性、独特的性情和人格魅力，他的身上，处处彰显着尼采式的狂人气质和古希腊犬儒学者们的不拘礼法。这种精神和人格，与古希腊“酒神”精神有着完美的契合。他在人格上，既具有英雄和名士的一面——即“大人先生”，同时也具备妥协和屈从的小人物一面。阮籍在人格上的扭曲，从思想上讲，他受道家思想深刻影响的同时，也被扭曲了的儒家仁义思想——“名教”所束缚和困扰。　　阮籍崇尚自然，追求真性情，处处体现魏晋时期名士风流洒脱的一面，行事颇为任性放诞。其“青白眼”，更是将这种真性情表露得淋漓尽致，成为其个性人格的代表。从思想上说，阮籍这种真性情人格，是彻底的老庄道家思想立场，凡事追求真性情自然流露，鄙薄在社会矛盾影响下的礼俗之人和人格卑劣者，也鄙视社会种种腐朽压抑的礼法名教。阮籍这种态度，或者说老庄道家这种立场，实质上是以旁观和超越的身份，对儒家宣扬的仁义圣王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和推进，阮籍的大人先生人格，也正是对这一以道立儒的*好刻画。　　阮籍的大人先生形象，与庄子的圣人或神人形象一脉相承。在他看来，大人先生是遗世独立、与道同体的。虽然他在《大人先生传》中对儒家的形象——域中君子没有庄子的鄙薄之词，但是他对君子崇尚虚伪浮文、拘礼锢法的拘谨十分不满。大人先生，以其对生命和性情的本然洒脱的秉承，凸显了道家的超道德审美形象。儒家的域中君子形象，立足于现实生活的伦理和道德意识，追求以个体自我理想人格的完善，落实于社会国家的终极理想。然而阮籍立足于道家崇尚自然虚无的立场，对儒家的域中君子形象展开了批判，认定此人格是对人的自然本能的破坏和戕害。“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阮籍在此处，虽然言辞激烈而失之偏颇，但是却明确表达了一种批判现实的态度。由此态度，不难推断其对仁义的态度——戕害人性、束缚人心；然而对此说法，必须从深层次上予以理解——抛开其情绪性因素，详细分析其背后的社会矛盾，不难发现阮籍对礼法制度名教体系的批判，其针对的对象仅仅是在当时呈现出的、被黑暗政治和腐朽制度扭曲的儒家思想。同时也不能不认识到，虽然老庄思想的道，在这一时期被理解为自然——对生命自然的解放，但是其对待世界的基本态度却是一致的——逃避和消极。道家的这种优美，其浪漫主义情怀和对生命本身的珍视，对宇宙的豁达和对人生价值的自我认定，固然给予苦难中的人以慰藉，却不足以产生推进现实世界发展和完善的建设性意义。　　大人先生这一形象，固然是对人性的高扬和对个体人格的审美性呈现，是超道德意义的理想形象。然而这种人格却不值得提倡，因为人作为现实性的存在，其人格和存在、发展，天然地与自然和人工世界、自我与他者、现实与理想发生着共变交互性关系，大人先生的理想人格，显然是独立于任何事物之外的虚无性存在。其珍视的对象，也仅仅是个体生命自身的物质性存在——肉体的永恒存有以及个人性情等非理性因素——意志的畅达。其修养功夫也仅仅是内向化的养气和养身以及对自我之外事物的不断舍离。儒家的理想人格，却是以肯定现实世界的价值性存在为基础，其修养功夫却是由自我不断向外展开的过程。这种人格完善的基本进路，是与人类自身不断完善的过程和人与自然关系不断发展的基本规律相一致的。　　儒家的仁义，是儒家理想人格实现的基本理论范畴，仁即自我与他者之间关系的交互性进步，在认识方法上表现为视人如己；在情感上表现为亲近性爱；在关系上呈现为通达；在对宇宙世界的价值肯定上表现为对生命的生、成、参赞。义即自我在人格和存在的变化发展过程中，对自我与他者、他者之间关系处理的正当性和适宜性判定规范。义的这种超越性内涵，并不能通过其概念自身得到表达，它的意义呈现，立足于个体与宇宙生命和社会现实之间关系的矛盾变化过程中。义，在经典和诠释中，总是表现为某某事物是不是符合义，或形上概念范畴与义的理论结构上的关系。仁义，作为儒家道德哲学的基本范畴，在经历过数次形上理论建构和解构后，依然保持其自身的理论核心地位；两者的独特性，恰恰表现为其沟通形上形下，沟通理想与现实，沟通理论与行为。它是道德主体和自我人格向外展开的*基本途径，也是与他者建立关系的*基本方式。阮籍以大人先生的形象，来否定名教体系对人性的压抑和束缚以及对儒家道德伦理思想的基本价值取向，自然也否定了仁义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