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SBN:9787569516111
- 装帧:一般胶版纸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开本:21cm
- 页数:228页
- 出版时间:2020-09-01
- 条形码:9787569516111 ; 978-7-5695-1611-1
本书特色
与苏轼、苏辙、程颐、程颢、曾巩等同列中国千年科举**榜,张载的仕途人生却不显赫。曾想过投笔从戎,却被范仲淹劝解,“儒者自有名教”,自此钻研儒学,创建书院,践古礼,建宗法,复井田,从一普通官员逆袭为一代关学宗师!吕思勉认为,“横渠四为”非张载能提出;程颐认为,“民胞物与”与孟子性善养气论比肩! 15万字揭秘张载普通官员到关学宗师的逆袭人生,“横渠四为”“民胞物与”的大儒担当! 与苏轼、程颐等同列中国科举**榜,张载仕途却不显赫;想投笔从戎,却被范仲淹劝解。吕思勉说,“横渠四为”非张载能提出;程颐说,“民胞物与”与孟子性善养气比肩!宣朝庆《“民胞物与”中国心》,揭秘张载普通官员到关学宗师的逆袭人生,“横渠四为”“民胞物与”的大儒担当!
内容简介
张载(1020—1077),字子厚,陕西眉县横渠人,北宋思想家、教育家,关学的创始人,世称“横渠先生”,与周敦颐、邵雍、程颐、程颢合称“北宋五子”,著有《正蒙》《横渠易说》等本书讲述了张载从一个普通人,著书立说、收徒讲学、实验井田,*终成就走向关学宗师的传奇一生,系统分析了张载以《易》为宗、以礼为用、变化气质思想,并以其著名文章《西铭》为代表,重点解读了张载“民胞物与”的思想,展示了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一代儒学宗师的大气象。2020年为张载诞辰1000周年,该书稿语言通俗易懂,介绍系统而全面,是了解张载生平及思想的**读物。
目录
**章 名教可乐
千古文章两张载
修文习武倔少年
投军方知名教乐
出入佛道返“六经”
第二章 学而论政
京师论《易》会二程
敦本善俗云岩令
史笔襄赞军国事
诤言遭贬归田农
第三章 关学宗师
忘身忧修学乐道
创关学倡道关中
会二程西归病逝
传关学痛其寥寥
第四章 以《易》为宗
《易》理推演立气本
阴阳变化廓太虚
有无辩证辟佛道
天道性命相贯通
第五章 以礼为用
儒学复兴重践礼
计划井田均土地
欲济困厄建宗法
反对集权求分封
第六章 变化气质
人从天地有气质
中和清通感渐来
知礼成性须克己
圣贤气象*高层
第七章 民胞物与
《西铭》原是大文章
天下本同一家亲
乐天知命顺生死
仁民爱物士宗风
年 谱
主要著作
节选
范仲淹为何不赞成张载从军? 关中地区地近西夏,时北宋和西夏间时战时和,张载和很多年轻人一样,对此格外关注,也曾梦想投笔从戎,以身报国。当时,他有一个朋友叫焦寅,是陕西邠县人,武艺高强,颇通兵法。两个人商量着要组织一支民兵到西北战场上保家卫国、建功立业。庆历元年(1041),西夏出兵攻占洮西之地(今甘肃一带),张载时年二十一岁。形势危急中,他给时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主持西北地区军务的范仲淹写信,强烈要求投笔从戎、收复失地。 张载的自荐书,带来了一个青年人火一样的爱国热情。他的信中附有一份《边议》,展露了这个青年经略边疆的智谋。张载的见识和志向让范仲淹非常振奋。在《边议》中,张载提出了几项与经略边疆相关的原则性措施,包括清野、固守、省戍、因民、讲实、择帅、择守、足用、警败等。这套思想与范仲淹的思路基本一致。 性急的张载可能没有等到范仲淹的回信就到了延州。他的那封信给范仲淹留下了深刻印象,也或许是张载的姐夫宋寿昌的关系,总之范仲淹在延州的军府召见了张载,并对他保卫家乡、收复失地的爱国热情倍加赞赏。在谈话中,范仲淹更加深入地了解了张载的身世、生平、学养和志向。显然,他对张载投身军旅,不太赞成,他说:“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意思是说,你应多去研究儒家的学说以治国安邦,不需靠投身军旅博取功名。他希望张载能在文化研究方面投入更多的精力,以成大器。为了让张载充分重视自己的教导,范仲淹把亲手抄写的《中庸》赠予张载,引导他向心性方面下功夫。儒家伦理道德是着眼于人人都可以实践的行为规范的,中庸之道强调行为上的恰到好处,要求人在种种压力和诱惑面前,能够自觉体认人类的道德性,进而采取适当的行为。范仲淹希望张载重视性命道德问题,认识到德性沛然自觉的伟大力量;也或许是希望张载能体悟中庸,自觉约束性格中过于刚强的一面。张载性格刚毅,又“于私怯”,对于范师对自己的指导自是极为宾服,自此对《中庸》非常重视,此后读《中庸》二十年,多有心得,对《中庸》中诚、性、中等范畴进行发挥,构建起自己的心性思想体系。《宋史·张载传》曾概括张载的思想是“以《中庸》为体”,指出张载的思想深受《中庸》的影响,以发现人的自主能动性和道德主体性的自觉为取向。 可是,让张载放弃从军的念头,埋头从事学术研究,范仲淹这不是在打击一个青年报效国家、抵御外侮的热情吗?为什么血气方刚的张载能虚心接受范仲淹的建议呢?这里面既有政治因素的影响,也有范仲淹对于社会、文化发展的深刻思考。此时,西夏方面虽然军事占优势,但宋廷加强边防,并对西夏实行经济封锁,因此西夏在经过数年战争的破坏损耗,又贸易停绝的情况下,无从补充,其国内已到物价通胀、公私交困的地步,双方都已在考虑议和问题。不久,宋答应册封元昊为夏国主,岁赐绢二十五万匹,茶三万斤,置榷场贸易,运用财货贸易维持了宋夏宗藩关系。范仲淹规劝张载投身学术研究的事情,应该是有这样的大背景在。 回首当日场景,“名教可乐”这四个大字,实在是需要好好推究一番,方可见范仲淹的眼光和胸怀。名教观念是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名即名分,教即教化,名教即通过定名分来教化天下,以维护社会规范和制度的运行。这在今天用社会科学的语言来表述,就是在主要社会关系上树立符合本土文化的价值观,并产生相应的社会规范,再把社会规范内化到人们的心中,是一个社会化的工作,或者叫思想政治宣传教育工作。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名教不单是指儒家的一套以名为教的伦理思想和价值规范,还是一种政治伦理的制度,一种由长期的历史发展所形成的以儒学为主流的文化实体,也就是人人必须生活于其中的现实的社会。尽管现代社会已经认定名教这套东西是封建的、落后的、腐朽的,但宋代的人们显然并不这样看。士大夫们认为,名教是正面的,有利于社会稳定和良性运行,符合当时社会的实际需要。试想汉代以名教治天下,竟然有近四百年国运,超过唐朝一百年,这种辉煌的成就怎能不让后世人敬仰不已呢?所谓名教可乐,在范仲淹看来,它是有历史事实支撑的,是能够继续发挥治国安邦、理民强国的重大作用的。作为儒者书生,应该把圣贤创造的名教继续发扬光大,完善社会政治制度,使社会安定,人民生活幸福。这是比投身军旅更有价值的事情。 另外,范仲淹看重《中庸》,不仅仅是因为它里面讲的是有关做人与治国的道理,提示人们为人处世要不偏激、不保守,持中而立,中道而行,更重要的是,它要求人们重视诚心,体认人性中的天性,产生道德的自觉,每个人都能够在心中建立起道德主体性。这是社会重建的基础。所以,在范仲淹看来,学习《中庸》,在内心建立起牢固的道德自觉,不仅仅是内在的心性修养之道,更是治国平天下的必经之路。对于张载这样的年轻人来说,能够自主组织起来,保家卫国,固然可贵,但靠着年轻气盛,学习先贤“慨然以天下为己任”,这并不奇怪,如果没有进一步的精神提升,可能会一生堕入“功名利禄”的陷阱;但假如能用《中庸》的修养功夫来进一步锤炼他的心性,为求治国平天下而先求修身,为求修身先求正心诚意,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则必将成为国家和社会建设的栋梁之材。在中国历史上,大凡成就事业的圣贤豪杰,无不是修身正心的典范,有着高度自觉的社会责任感和担当精神。在范仲淹身上所体现出的公而忘私、先人后己等良好修养,就与《中庸》的熏陶有关。所以,范仲淹让张载去阅读《中庸》,应该是在看到这个青年身上因爱国热忱而焕发出来主动性力量时,希望能用《中庸》进一步启发他在理性上的自觉,为家国情怀奠定内心的基石。 “民胞物与”的文化密码 何炳棣在解读《西铭》的时候,用历史学家的眼光,发现了其中隐含的文化密码。他说,自己从1948年起,在海外讲授中国通史四十年之久,年年在班上解读《西铭》英文节译,直到1995年秋才深刻体会出华夏人本主义文化中的“宗法基因”,发觉《西铭》实是重新发现理学家深层意识的理想“天窗”。“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这段话是张载宇宙本体论宗法模式*坦白而又*直接的供认。他考证《易经》《春秋繁露》和朱熹对《西铭》的注释后指出,“大君”显然是一统专制帝国的皇帝,天下唯一*高的宗子。以天下为家,以大臣为家相,完全是宗法意识。同时,在文章中,列举崇伯子(禹)、颍考叔、舜、申生、曾参、尹伯奇作为孝道的典范,其中不少有违常理的地方,只有用宗法模式下的伦理规范才能解释得通。那就是在政治理念上“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在政治实践中“臣罪当诛,君王圣明”,在家庭中也与此类似,即“有不是的儿女,无不是的父母”。总之,在中国社会的上下关系中,上层是永远不会错的,即便是错的,下层也要予以维护,委曲求全。这确实是我们在学习传统文化的时候应该注意的地方。尽管张载的民胞物与理想,提倡互相帮助、待人如己、扶危济困等美德,但是他的思想中恐怕还没有现代人思想中的平等理念。所以他说:“天之生物,便有尊卑大小之象,人顺之而已。” 旧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但是思想仍然充满了活力。由于张载的“民胞物与”精神不仅是一种思想主张,更是一种人格的修养,它所蕴含的精神对解决当今的生态问题、社会问题也具有重要的时代意蕴。 人类在现代化实践活动中,日益凸显出两个方面的矛盾,一是生存方式的现代化与人的物化状态的矛盾,一是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与日益严峻的生态问题、环境问题的矛盾。置身于这样的两重矛盾之中,人类必须正确处理自我与他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人与人、人与自然处于相互和谐的状态,才能走出如此困境。 张载的“民胞物与”为我们解决这两大现代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哲理之源。张载看来,人类与自然万物都是天地所生,都是自然界的儿女,所以人与人、人与天地万物不是对立的,而是一气相通、融为一体的。人对人、对万物应有同类感,应当以博爱的胸襟相待。对生我养我的父母,我们要充满景仰之情,对人类、对万事万物,我们要情同手足。在工业化进程中,当人与自然的严重对立不断暴露,环境危机、生态危机、能源危机日益严重的时刻,张载的“民胞物与”思想有了新的意义。 在这个世界里,人民既与我同生于天地,当然都是我的同胞兄弟,万物既与我同处于天地,当然皆为我的同伴朋友。人人都是天地的儿子,君主是天地的长子(宗子),而大臣是协助其管天地之业的“家相”。老年长辈,先我而生,我尊敬他们,就是尊敬天地之长;孤儿幼子,后我而生,我慈爱他们,就是慈爱天地之幼。圣人,是与天地合德者;贤人,也是天地之秀者。凡天下病苦、残疾、鳏、寡、孤、独之辈,也应像我颠沛流离而有苦无告的同胞兄弟一样,给予同情、抚育。 这样的社会是何等美妙!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世纪里,“民胞物与”的精神重新在我们的耳边回响。宋代设立义庄、义田、义宅、义学、义社、义仓、义冢、义阡、义井、义役等,创办者皆是对人群、社会的无私付出,使利归大众,构建一个人人互相亲爱、和睦相处的社会。这些社会福利行动与“民胞物与”等仁义思想的流行是分不开的,值得今天的人们借鉴学习。要进入这样一个理想社会,每个人都应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大同理想,并为之奋斗不懈。 从一个人的角度来看,张载是极为普通的,只不过是宋朝万千读书人中的一员,官也做得不大,但是正如二程所赞扬的,张载是个普通人,却说出了《西铭》这种只有圣人才能说出的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看来,普通的人也并非做不出伟大的事,只要我们能够勇于思考自己的责任,积极承担社会赋予我们的责任,认真地去履行自己的责任,就可以了。 孔子曾说,一个人的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很简单的,他不需要崇高的职位、伟大的机会,他需要的是个人的行动。他在《中庸》里说:“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 同样在《大学》中,也有一段文字载孔子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在儒家典籍中这个观点屡见不鲜,文明是人类*伟大的过程,就是我们自己创造的,我们的社会是更好还是更坏,取决于我们的人心和行动,每个人都有责任。
作者简介
宣朝庆,男,1971年生,山东海阳人。博士学历,南开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社会思想史、历史社会学、农村社会学等,致力于社会转型与社会建设思想研究,出版《泰州学派:儒家精神与乡村建设》等,在《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孔子研究》《人文杂志》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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